開會的時候不由自主、從頭到尾、全神貫注的傾聽了大家的高論，確實有很多感想，也受到很多啟發(fā)。我記得德國的顧彬先生曾經(jīng)對中國文學、當代文學提出很嚴厲的批評，同時也開出了"藥方"。他很嚴厲的批評當代中國小說家都不懂外語，我希望顧彬現(xiàn)在能知道我們開了這么多會，在場還是有不少小說家是懂外語的。顧彬先生認為懂外語如此重要，我想我們由此看到了中國當代文學繼續(xù)發(fā)展的新的希望。
上午談的是翻譯這個話題，非常有意思，實際上盡管翻譯在我們文化中起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關于翻譯理論，和關于翻譯一些在我看來是常識性的問題，在公眾中乃至于在文化中遠遠沒有得到討論，沒有得到認真的對待。記得有一次在北京開了一個很高大上的會議，專家們很激烈的批評了我們現(xiàn)在的文學，以及現(xiàn)在的語言，用了大量的外來詞、外來概念等等。我有時候還是有荷爾蒙的，那天就荷爾蒙發(fā)作，沒有忍住，后來我說，您的所有意見我都贊成，但是我也提醒您一句：在你的這一篇發(fā)言里，如果把從《佛經(jīng)》開始的外來詞匯全部去掉，你就沒法說話了，你的整篇發(fā)言就無法成立了，若像思想這樣的詞，所有都去掉，那就不要講話了。由此可見對于翻譯這件事，盡管我們大家認為它在我們的文化中還是如此重要的，但是實際上我們想的很少，我們談起翻譯只有三個標準--信、達、雅。聽上去很順，"達"是把一個疙瘩的東西給理順了，然后再"雅"，三條全達到了，恐怕真的不是原來那個東西了。我經(jīng)常感慨：中國人有一個根深蒂固的錯覺，我們總是感覺外國人彬彬有禮，外國人哪怕是黑社會，你踩他一腳，他也會說對不起，外國的農夫和流氓都用書面語說話，其實并非如此，外國人也可以滿嘴土話、臟話，這個幻覺是從哪里來的？都是黃昱寧他們給我們制造出來的，因為他們把那樣的語言活活變成了那么雅的書面語，反過來，我們覺得外國文明很好，所以說語言創(chuàng)造現(xiàn)實，它就真的創(chuàng)造了現(xiàn)實。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我而言需要談的不僅僅是翻譯問題，還有相應的語言問題。因為今天，在年輕人都在的情況下，我感覺好像沒有人談到語言文化，但是我認為如果我們談論文學，包括談論新媒體時代條件下的文學，那么我們就失去了對這些語言、這些問題的警覺和敏感，我們可能只顧著抓那些看上去很高大上的問題，但是語言的問題可能才是真正的要害所在。
上海是一個大都市，上海在文學中，我發(fā)現(xiàn)文學中上海是沒有外省的，在上海文學中，或者像剛才戰(zhàn)軍所說的傳統(tǒng)里基本上沒有什么外省的維度，一個強大的維度是世界的維度。但是外省的維度很小，幸虧有了知青，都是知青上山下鄉(xiāng)才使得上海的作家們意識到還有外省。這個事很有意思，我有時候讀30年代上海的文學，當時對上海的描述說那是黃金十年，上海在當時生機勃勃，對未來也充滿了信心。讀這些的時候，我特別好奇當時的上海是否知道它的未來不是由內在決定的，而是由離它幾百公里，不到一千公里的，連它都不屑一看的中國農村發(fā)生的事情決定的，我想當時的上海并沒有意識到。我提這個沒有任何結論的問題，只是想說在上海寫作意味著什么？在上海寫作意味著是高大上的、國際化的、全球的，這個城市的姿勢，或者它內在的姿勢是不是就包含在背對著的一些東西內，以及這種姿勢中的利弊它使我們看清什么，而沒有看到什么，這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上午我聽到了黃平談到甫躍輝小說中很重要的意向，大象的腳壓下來，每個人相對于那個大腳我們都是小眾的。某種程度上我們面對龐大的，巨大的，幾乎無法掌握的時代，把它作為一個作家的焦慮，在這種焦慮中也讓我想起傅雷當年對張愛玲的批評，這個批評對我而言既有道理，也沒有道理。沒有道理是說，他是用一種鷹的標準來要求一只貓，這個從批評家的角度來說是沒有道理的，它本來就不是一只鷹，你問它為什么不是一只鷹，這本來就沒有什么道理。但是傅雷對張愛玲提出的問題，也是對未來的上海作家提出的問題，就是我們怎么在上海這樣一個特殊的地方，這樣一個特殊的方位，它不僅是一個地理位置，還是一個歷史和文化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我們不要辜負和浪費這個位置，我們要在這個位置上真正看到一些壯闊、宏大、復雜的東西。
今天下午聽到很多作家對自己創(chuàng)作的表述，發(fā)現(xiàn)幾乎每個人都用到一個詞，叫做個人經(jīng)驗，好多詞用起來順當，但經(jīng)不住推敲。我記得有一次在北京開會，我們在講這個作品很重要，后來文學所的陸所長提到個人體驗是什么意思，我們的教授被他問住了。個人經(jīng)驗是什么意思？對于一個小說家來講個人經(jīng)驗意味著什么？它在什么樣邊界上說每個人都有個人經(jīng)驗，什么樣的邊界下個人經(jīng)驗對小說家如此重要？或者這樣的個人經(jīng)驗在小說中的有效性究竟體現(xiàn)在哪里？還是這種個人經(jīng)驗是否真的就像走走面臨的問題那樣？在我看來，個人經(jīng)驗到底是什么？還是說個人經(jīng)驗變成了一種我們謹小慎微的，或者津津有味的，守著自己的這樣一個經(jīng)驗的有限性；或者說守住我們在這樣有限的經(jīng)驗中所能夠領會到那點意義？而這個近于枯竭的、正在枯竭的、那個有意義的有限性到底意味著什么？我認為這真的值得我們去面對。
從這個意義上，小說難道僅僅是為了保存自己的個人經(jīng)驗？小說到底是什么，是詩嗎？是一個私人日志嗎？不是。那是什么？它是虛構。我們作為小說家是否真正想過虛構的力量何在，是否真正的想過人類為什么要發(fā)明虛構這件事？所以前幾年我在研究虛構問題時，經(jīng)常有記者向我提問：你是不是對虛構失望了？我回答恰恰不是，我認為我們現(xiàn)在的問題是小說太非虛構，而我們的非虛構又太像小說，就像我們的小說家有時候太像會計，而我們的會計有時候太像小說家。虛構的力量在哪里？當我們面對這個時代，以我們如此有限的經(jīng)驗，而感覺到我們把握不了它的時候，是否真的應該想辦法運用這個虛構的力量，虛構就是讓你在不可能中去探求和確證那個可能，去開辟那個可能，恰恰在這個方面我認為我們想得不夠。
剛才聽到騰肖瀾談到他寫了一個近似于類型化的小說，他通篇帶有強烈自我辯解的味道，好像自我犯了一個錯誤，需要辯解一下，為什么要辯解？純文學這個概念真的包含著倫理，包含著文學全部的真善美嗎？還是說我們這些年，特別80年代以來逐步建構起來的這樣一種對于小說、對于虛構的一整套觀念，包括作家們的自我表達，某種程度上限制了、造成了虛構精神的癱瘓。我也特別贊成小白在發(fā)言中講到的：我們確實需要在那個時代重新去建構一個，為我們自己，也為這個時代建構一個小說傳統(tǒng)，一個真正開放性的，不要在這個建構中非要說純文學是正確的，是開放性的，充滿活力、充滿可能性的新的小說傳統(tǒng)和小說傳統(tǒng)這樣的事業(yè)。而做這樣的工作，我覺得最有利、最有效、最有可能的地方在于，如果我們在這張960萬平方公里地圖上找的話，我一定會找出來，因為我認為上海應該是能夠建構起這個東西，并且產生出真正好的作品的地方；在小說藝術上，在小說以虛構去應對這個巨大、龐雜、難以把握的時代，能夠在這個方面有所進展的，那么這樣一個地方我覺得應該就是上海。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