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下午兩點，《丁玲傳》作者李向東、王增如夫婦做客思南讀書會，與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對談丁玲在上海的故事。雖然天下小雨，但是讀者熱情不減，現場座無虛席。
1、文學道路的開端
讀書會開始，李向東簡單闡述了上海與丁玲的因緣，他表示，上海對于丁玲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城市，這里既是她文學道路的開端，也是她人生之路的起點。在這里，她發表了最早的兩篇小說《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走上了文學道路；在這里，她加入左聯，開始革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之后，李向東向各位讀者詳細講述了解放之前丁玲兩次來上海的情形。1922年，丁玲第一次來上海看望同學王劍虹，和她一起在上海平民女校工作、學習，并參與了中共早期的部分婦女運動。之后兩人輾轉南京，一年后又回到上海，進入上海大學學習中文，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王劍虹與瞿秋白產生了戀情，并且于1924年1月結婚。1980年，丁玲寫過一篇著名的散文《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文中丁玲以少女的情懷描寫了當年生活，回憶了既微妙又復雜的情感關系。當時，瞿秋白曾經給丁玲做過評價，他說，"冰之（丁玲原名）是飛蛾撲火非死不止。"，這個評價最后也成為了丁玲一生最好的概括與預見。兩位好友共結連理使得丁玲心中有些失落，此時，與向警予的一番談話使丁玲決定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況。向警予是丁玲母親的同學，也是中共黨員，丁玲稱她為九姨。九姨告訴她不要辜負你母親的期望，將來要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有一番貢獻。于是，丁玲決定離開上海，去北京補習、考大學，追求新生活。
丁玲第二次來上海是在1928年初，此時丁玲的兩篇小說《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在《小說月報》發表，引起了巨大轟動。上海是當時的文學中心，聚集了大量文學青年與文學刊物，于是丁玲和胡也頻來到上海。到上海后，丁玲又陸續發表了多篇文章，受到葉圣陶另眼相看。在他介紹下，丁玲出版了第一本書《在黑暗中》，堅定地走上了文學道路。之后丁玲想突破自己知識女性的寫作對象，她便以瞿秋白與王劍虹為題材，寫了一本革命者小說《韋護》。后來，王劍虹得肺病于上海去世，丁玲認為她的肺病與瞿秋白有關，瞿秋白在喪事未完之時就去了廣州并娶了第二任妻子。所以，丁玲很長時間內都沒有與瞿秋白聯系。兩人最后一次見面是在1932年，據丁玲的回憶，那段談話更像是一個作家與編輯的對話，而非老友之間的傾談。
2、最豐富的五年
陳子善回憶了施蟄存對丁玲的印象，施蟄存是丁玲上海大學的同班同學，但是當時追求自由的知識女性大部分都比較傲氣，男女同學之間基本上不講話，所以丁玲給施蟄存留下的大部分印象是一個背影。陳子善表示丁玲的傲氣是應該的，但是有時候也會在不經意間得罪人。除此之外，他還講述了丁玲的編輯工作，他指出編輯的工作在丁玲文學生涯中至關重要。她主編機關刊物《北斗》，在左聯領導的允許下，丁玲打破了左聯的關門主義，敢于沖破束縛，刊登了非左翼作家凌叔華、沈從文等的文章。早期編《北斗》，后來在延安編《解放日報》，晚年編輯《中國》，丁玲不僅是一個作家，同時也是一位文學編輯家。
李向東談到從1928年到1933年，丁玲在上海住了五年。這五年是丁玲在上海住的時間最長，也是她文學創作、革命活動最豐富的一段時間。這段時間丁玲和胡也頻一起工作，后來胡也頻犧牲之后丁玲便擔任《北斗》的編輯工作。10個月后，《北斗》被查封，丁玲擔任左聯的黨團書記，之后丁玲被捕，被國民黨綁架到南京，軟禁起來。在這期間，丁玲一直想與黨取得聯系，去陜北蘇區。終于，通過曹靖華、魯迅，丁玲在上海見到了馮雪峰，他也是丁玲一生中最懷念、最敬畏的人。在馮雪峰的安排下，丁玲從上海到陜北蘇區，翻開了人生中嶄新的一頁。
3、上海的毛衣
王增如是丁玲的秘書，她提到，丁玲對上海的有著很深的感情，她主要講述了解放后丁玲來上海的幾次經歷和一些重要活動。解放后丁玲曾經四次來到上海，第一次是在1951年陪同外國作家來訪，之后80年代來過三次，其中83年來到上海，她訪問了巴金并去龍華烈士陵園祭奠了胡也頻。令王增如印象深刻的是丁玲不僅對一些老作家非常關心，對上海的年輕人也格外照顧。當時，上海的才女詩人關露被派去敵方做特務，卻一直被人誣陷，后來身患重病住在北京遠郊。丁玲登門拜訪并為關露解決了交通困難，在關露自殺后，丁玲牽頭為她舉行了追思會，這是丁玲對老同志的關心。在年輕人方面，丁玲重新復出的時候，上海有四位年輕人很關注她，包括華東師大的陳惠芬、林偉民，對于他們提出的問題，丁玲總是給予耐心的回答。來看望巴金的時候，丁玲親自去華東師大看望了兩位年輕人，并請他們吃飯。兩個年輕人對丁玲也特別關心，陳惠芬曾經給丁玲買過兩件毛衣，這也是丁玲晚年最喜歡的衣服。王增如還在現場飽含深情地朗讀了丁玲給陳惠芬的書信，"樂觀并非糊里糊涂，而是清醒地跨過一切艱難險阻而獲得的。"王增如說，她被這段話所深深感動，這是丁玲對樂觀的理解，也是對青年人寄予的希望。
除此以外，王增如認為丁玲是一個情感豐富、性格非常鮮明的人。80年代的時候，許多人說丁玲思想僵化，不活躍。當時流行傷痕文學，丁玲認為注無窮怨恨于既往，書寫痛苦并沒有什么意義。她不斷地反思自己，希望可以清理痛苦，創作一些鼓舞人心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