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下午，思南讀書會周四加場，著名海外華人作家嚴歌苓做客思南文學之家，許多觀眾慕名而來，現場座無虛席。一些后來的觀眾只能站在會場后方，聽嚴歌苓娓娓道來自己獨特的寫作經歷與人生感受。
活著，是為了講故事
演講伊始，嚴歌苓從少年時代跳獨舞的理想聊起，雖然她在跳舞上并沒有實現這個理想，但是脫下舞鞋開始寫作的那刻，她已然開始了人生的獨舞。"講故事其實是小說最最基本的一個元素，小說的產生是因為有故事，通過講故事，我們講出了哲學，講出了歷史，講出了人生觀，講出了人的心理學和行為學。"對此，嚴歌苓評價自己是一個耐心的聆聽者，具有一雙有同情心的耳朵。在公車上，她會抓取他人有趣的對話；在家里，她會邊干家務邊與美國闊太太通話，從一大篇廢話中發現一個精彩細節。所以，她有著豐富的故事素材可以去寫作。
她講述了在部隊得到的第一個故事，也是由此，她發現了自己的小說家潛質。1974年，嚴歌苓所在的部隊來了十個上海女兵，其中一個姑娘眉眼漂亮，但是卻一直帶著軍帽，所有人都在揣測她的頭發到底有什么問題。后來大家發現其實"不脫帽姑娘"有著一頭濃密漂亮的頭發，但是由于同母異父的弟弟嘲笑她的頭發，所以她一直很自卑，不敢摘帽子。因為姑娘的自虐、沒有安全感，處事偷偷摸摸，她被所有人孤立、欺負，并且被叫做"小耗子"。之后，"不脫帽姑娘"當了護士、參加了中越戰爭，成為了英雄，四處演講。幾輪演講后，最終精神崩潰，進了瘋人院。"因為她對世界看法，和世界對她的認識是錯位的，到最后世界給她一個女英雄的認識，她受不了了，崩潰了。"對于嚴歌苓而言，這是一次對人格、對人性的有趣觀察，"小耗子"也成為了她作品《綠血》中的一個人物。回憶部隊生活，嚴歌苓說，"少年時代，十幾歲的孩子，我們互相記住了很多不堪但有趣的事情。"她還提到了一位小樂手的故事，他因為貪吃，將白糖裝在軍裝口袋，沒事偷偷用勺舀著吃。結果，軍裝半夜被老鼠啃爛了。這些故事經過沉淀、發酵、升華，最后在小說中被抽象出來，成為了孩子兵的群像。
"有的故事是很奇怪的，它會被你現在的經歷提煉，你不斷回去想這個人，想這段經歷，就超越了這個故事本身所含有的信息量。"因為故事具有不確定性，當作家根據自己的主觀性去詮釋故事，故事便超越了自己的本身意義，成為了小說。
"共感"是故事的靈魂
在談到如何講故事的時候，嚴歌苓和觀眾分享了三個故事。第一個故事是她今年的新作品《床畔》，講述的是一個女護士如何去護理一個植物人英雄。故事的靈感來源于自己的護士朋友以及美國的一篇植物人報道，嚴歌苓想通過這篇小說引起人們對"何為英雄"的反思。但是因為故事是由意念萌發的，缺少活生生的細節，所以嚴歌苓花了很長時間做修改，最后她選取了最傳統的第三人稱敘事，將這個故事寫"活"了，成功引起了觀眾與植物人的"共感"。談到自己即將出版的最新作品《上海舞男》，嚴歌苓說"舞男"起源于2000年左右臺灣富婆到大陸與一些男舞師跳舞。這種關系不僅僅是舞師和舞伴的關系，它派生出一種新的駕馭關系，有錢的駕馭沒錢的，女人駕馭男人，這個社會開始出現了很奇怪的一些動蕩，在這樣一個有意思的時代里，人們會思考男人能不能在兩性關系上重新找對一個位置。為此，嚴歌苓數次去百樂門跳舞體驗生活，聽來了許多故事，他們都是《上海舞男》的原型。它們和之前積累的故事在一起也會發生化學反應。比如鐵道兵文工團的跳舞演員，離開部隊后給電視劇劇組化妝為生，她的老公是一位樂手。最后女人賺錢越來越多，成為了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老公卻與一個賣燒餅的小姑娘跑了。這種失衡的男女關系與《上海舞男》想要討論的社會問題息息相關。在創作《小姨多鶴》的過程中，由于昂貴的費用，嚴歌苓無法去日本體驗生活，所以她只能聽不同的人講故事，在中日兩國的版本中，所有故事串聯在一起，資料也就完整了。
靜待文學的感覺
在分享了這么多故事后，嚴歌苓說，"我已經寫了很多的故事，我心里還有更多的故事，就因為感覺還沒有到，所以我暫時把它們放在那。"對于她來說，生活中處處都是故事，而從生活中的故事到一部作品，最難的不是發現故事，不是去體驗生活，而是等待文學的感覺。感覺很奇妙，它像一種很淡很淡的氣味，抓也抓不住，但是它來臨的那一剎那，一切都會水到渠成。
在觀眾提問環節，嚴歌苓與觀眾探討了作品女性意識、體驗生活、作品改編等問題，現場觀眾十分積極熱情，嚴歌苓也做了耐心誠懇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