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下午兩點，三位80后評論家楊慶祥、金理、黃平齊聚思南讀書會，圍繞楊慶祥的新書《80后，怎么辦？》，談一談80后這一代人的困境和難題。
"這本書"獻給我的同時代敢于思考的人"
《80后，怎么辦？》是由發表于《今天》上的同名文章擴展而來，楊慶祥回憶當初博士畢業后突然和這個世界真正遭遇，尤其是房子問題，合租房的條件非常差。但他后來發現北京地下的防空洞里都住滿了人，條件更加糟糕，他開始想為什么我們要生活成這個樣子，"我當時有非常強烈的念頭，這不是我一個人努力奮斗所能解決的問題。""我不應該簡單的只是憤怒，只是覺得非常不平衡，我應該把這種感覺表達出來，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結構性的產物，是對我們每個人普通人造成的傷害，我要把這種傷害表達出來。"而著名作家閻連科閱讀同名文章后，建議他視野更開闊，"這篇文章只談了自己的經驗，還有更多人，有那么多農民工，他們是怎么生活的，他們對這個世界是怎么想的"。于是楊慶祥去了東莞，在工廠里面跟工人交流，做采訪。"他們的遭遇，他們所經歷的痛苦，比我們要多的多。""國家的強盛，成功的人物背后看看不到農民工，而他們用他們的血汗，用他們辛勞的勞動，給經濟上的騰飛帶來巨大的貢獻。""我們最大的問題不是房價，也不是買不起房，而是我們對我們身邊的存在，我們對他們（農民工）熟視無睹。"
"有讀者問80后到底怎么辦，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辦，我只是想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每個人都會走自己的路。"所以他覺得這本書應該是"獻給我的同時代敢于思考的人。"
80后的叛逆是偽叛逆
楊慶祥提到當初社會對80后有很大的期待，80后的叛逆會走出完全不同于父輩的新路。但從2004年到2015年，他發現80后的叛逆，是一種"偽叛逆"。這種偽叛逆，表面上是很不聽話，但實際上卻變成最乖的一代人。這個"乖"是指沒有在思想上，在文化的生產上，文化的表達方式上提供一套不同于父輩的東西。所以他說自己后來有一個非常極端的觀點"80后是很失敗的，這個失敗是我們在文化上的失敗，我們在應該生產出不一樣的文化，不一樣的藝術品的時代，沒有生產出不一樣的文化、不一樣的藝術品。"
而80后不年輕了，最大的80后35歲了，"35歲很多偉大的天才已經死了，我們這代人還是在寫一些日記式的東西，我對這一點特別不滿意。我們的生活方式一定是出現了問題，導致我們后天非常不足的。""80后的生活經驗，是非常低，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非常貧血。"
"我們需要有一些不馴服的頭腦，需要一些不守秩序的心理，來對我們現成的秩序進行挑戰。我們這個時代敢于挑戰秩序，敢于走不同的路的人還是太少了。"
重建個體和社會、和歷史之間的聯系
黃平以為《80后，怎么辦？》提出了現在怎么理解個體與群體關系的問題，現在不可能以個人奮斗的方式來解決青年面對很多問題。哪怕有一部分成功者，以個人奮斗方式，解決了一些婚姻問題，就業問題等等，但是你也無法在一個價值觀層面推動社會的公平與進步，所以"個和群的關系構成了今天非常尖銳的挑戰。"
楊慶祥表示，怎樣重建單原子的個體和社會、和歷史之間有效的關聯，是他書中的一個核心問題。他覺得要重建"首先我們得作為一個傾聽者，我把訪談都放進來了，編輯說你后面的訪談跟你前面的觀點不一樣的，我說正是因為不一樣，才展示了多種的可能性。我們要學會傾聽，不僅要學會傾聽我們同齡人的故事，也要學會傾聽我們父輩的故事。這是80后重建自己社會的一個開始。"
黃平還提到青年一代安身立命的價值觀問題，認為新世紀以來，青年一代安身立命的價值觀的東西非常模糊，更多是被現實的，世俗層面的，成功學的東西所決定。楊慶祥也覺得中國在社會大轉型過程中，變的非常單向度，只在意物質的形態，而忽視了精神的重要性。而怎么把物質存在和精神存在聯系起來，找一個安身立命的東西非常關鍵。"一定要有一個特別悠遠的歷史視野，我們沒有對歷史的認識，沒有辦法認識我們當下個體我們真正的意義何在"。
金理則認為本書中設計的訪談部分，凸顯了辯證把握，訪談這些我們平時不知道他們怎么想問題的這些人，得來的材料非常重要，是"長出這本書"的"土壤"。他說"我們要從絕望中找希望，我們應該找一些走不一樣路的人。面對面的訪談讓我覺得非常珍貴。"
之后的提問環節，讀者和三位嘉賓進行了熱烈地交流討論。有讀者發表了不同觀點，為80后辯解，認為80后的"'乖'不等于順從，'乖'不是你讓我怎樣就怎樣，而是對現實的認清：個人的力量非常有限。認清這個時代我們不去抱怨，盡自己可能去發光發熱，做好自己。"楊慶祥回答這讓他想起了馬克斯·韋伯的著名演講"以政治為志業"。馬克斯·韋伯認為"以政治（意為社會事務）為志業"的人，他一定是一個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不害怕跟社會上一切丑陋事情打交道的人。他跟丑陋事情打交道的同時，還能保持自己，還能發熱發光，這樣的人才是真正聽到了政治的召喚。而另外那些自我安慰的人，則談不上生活在現代。所以最后他提醒，"做好自己的同時一定不要忘記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