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芝安根據現場速記摘編，未經嘉賓審核）
思南讀書會第51期"圖書編輯這種'動物'"準時在思南文學之家舉行。本次讀書會邀請到了幾位近日入選"2014鳳凰傳媒·中國好編輯"的編輯們：上海譯文出版社社科編輯室主任張吉人、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有限公司人文主編魏東以及上海采芹人文化總編輯、策劃編輯王慧敏，和讀者聊聊編輯工作的苦與樂以及好書背后的有趣故事。上海九久讀書人公司副總編輯彭倫擔任主持。
作為思南讀書會策劃人之一、也是資深圖書編輯的彭倫表示，很開心做一期關于編輯的專題："過去我們都是在幕后為大家呈現一場場活動；而今天我們就編輯自己，跳到臺前，把自己向大家曬一曬。"
在場的四位嘉賓紛紛回憶了自己當初如何走上編輯的道路，如何與之結下不解之緣。來自上海譯文的張吉人表示自己2008年之前主要從事學術類書籍的出版："前五年的時間我做的是學術的書、專業的書。因為譯文的人文社科有一套，我們叫黑皮書，也就是20世紀西方哲學藝術。這一套書在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影響也很大，我進去就是做這個的。一直到2008年的時候有一次轉型，這個轉型就是說我從本來一個學術書的出版編輯整到大眾圖書。"由于市場利潤等多方面因素，這個轉型促使張吉人向市場探索，轉向大眾出版。而后2011年《尋路中國》的大獲成功給了張吉人巨大的信心："當然最初的轉型可以說是外部的環境壓迫，而現在外界的因素與我內在的興趣和愛好相結合起來了。"
魏東向讀者們敘述了他職業發展的來龍去脈。自2005年從杭州師范大學畢業以來，魏東在上海已有10個年頭。魏東的編輯出版側重于外國文學非虛構領域的作品。"2007年時我就有一個朦朧的想法。想從文學家的傳記、回憶錄、日記、書信切入來做文學的事業。于是從那時候我就開始策劃文學紀念碑。2013年因為借著幾本書的影響力，我給媒體寫了好幾篇文章來闡述我對于文學紀念碑這樣一套叢書的整體設想。這套書基本上能夠反映出我自己做編輯的想法和思路。"魏東如是說。而完成一整套文學紀念碑，花費了整整七年的時間。
來自李清照故鄉的王慧敏表示，來到上海之初，她只是一名上圖講座的一名普通會員。在被問及如何從一個讀者、觀眾，搖身一變變成了一個編輯時，她向讀者娓娓道來了其中機緣："之前在濟南的時候我是一個自由記者，自由記者是什么？就是經常給報社投稿，然后專欄，但是不是它的員工，但是我的稿子是經常被登載的，那時候我就背著包，經常采訪這些知名的大作家，采訪了閻連科老師、莫言老師，采訪了邱華棟老師等等，采訪了一些知名的作家，采訪這些作家然后我就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后來又采訪了很多很多的兒童文學作家，在大概一年的時間我采訪了20多個兒童文學作家，比如說現在非常指明的曹文軒老師、陳丹燕老師、梅子涵老師等等大約采訪了二十多個，后來我這些在專欄里面都刊載了。采訪這些作家給我走上編輯的路做好很好的鋪墊，編輯是需要資源積累的，這些無形之中就給我積累了非常非常多的好的資源。"
王慧敏還說："我是很崇拜編輯的。做一個編輯一直是我的夢想。因為我知道魯迅先生他就是一個編輯，蕭紅的書就是他幫助出版并編輯的；帽子再戴得高一些，孔子也是編輯，因為他編輯出版了尚書和春秋，所以我在上海少兒出版社很賣力的工作，像談戀愛一樣愛上了編輯這個工作。"
主持人彭倫隨機采訪了現場的一位讀者，詢問他對于編輯這個職業的基本印象。現場一位讀者表示："圖書編輯就是改錯別字，其他的我不太清楚了。"彭倫表示，這可能是現代讀者對于編輯認識的一個普遍誤區。
張吉人的一個精到比喻立刻拓寬了讀者對于編輯的認識局限。張吉人表示，如果圖書作品類似于電影的話，作家就好比導演，而編輯就是制片人："大家知道其實對于電影來講制片人是最重要的。他去構思，找選題，拉錢，找人寫劇本，組織團隊，找導演，到一批人，最后還要做營銷。"這個比喻當即得到嘉賓讀者們的認同，"再做一個比喻，如果一本書是一個孩子的話，那編輯可能更像一個父親的角色。母親的角色是作家，懷胎十月，生產的過程當然很辛苦，但是生完之后，孩子怎么養大，養健康，養成功，就不僅是媽媽的事情，還是爸爸的事情了，就是編輯的事情。審稿，文案的工作當然是編輯的基本工作，但是其實編輯的工作是全方位的。一本書從一個idea，一直到最后一個產品，然后這個產品又被大眾所接受，那是個傳播的過程，整個過程每一個環節其實可以這么講，都離不開編輯。"
王慧敏則說，她對編輯有兩個看法："編輯就像老中醫，他是一個專業性相對比較強的工作，越老越值錢。因為你經過多年的積累，像我們這三位，一直到老了，他的資源也好，一看這個選題是不是有市場，是不是有讀者，不超過五分鐘就搞定了。所以說他越老越值錢，像老中醫一樣。"而王慧敏的第二個認識便是因為在座的讀者："有親愛的讀者，編輯這項工作才特別具有魅力。"
被問到職業生涯中最艱難的一本書，頓時勾起了幾位嘉賓的回憶。
張吉人在回憶編輯何偉的《尋路中國》時所分享的故事也令現場讀者更加感受到了編輯工作的不易。"何偉的書有一點特殊性，當時其實很多出版社還不太了解，然后記者也不太了解他。因為何偉寫的是當代的中國，所以當你一個外國人寫當代中國的時候，必然會有各種各樣的障礙。而外國的作家對于我們的出版制度也是有些困惱，所以當時我覺得不是爭奪版權和競價的問題，他最大的顧慮是覺得他的書可能在中國并不會有太大的市場。當然這個正常，因為他不太了解中國的圖書市場，他也不是編輯，這種判斷是編輯來做的。"張吉人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所謂刪改。何偉一開始非常緊張地詢問我們《尋路中國》會不會有大的刪改。后來經過了很多的溝通，他個人還是比較滿意的，最終在這個環節同意。所以在溝通方面我們可謂是做足了功夫。"
王慧敏說："編輯之難就是選題不能如期完成，你有充分的承受能力，不斷地重新來過。"她回憶起做北大著名教授曹文軒老師的獲獎作品時，就"歷盡艱辛"："我從2010年腦子里面就想好了一套選題，一直到去年才把它做成。剛開始完全聯系不上曹老師，到后來初擬定了合同，還經歷了好幾次反反復復，總是有新的問題出現。最后在我窮追不舍之下，在一個作家朋友的幫助之下，這本書在2014年8月份出版了。好在后來曹文軒老師說，這套書出來以后，效果出乎的好。我也覺得所有的磨難也就值了。"
魏東也隨之具體講述了他的經歷："尤其是像我們做非虛構的書，一遍遍的去敲我們總編辦公室的門，說服、催促，一遍遍的重復，真的很折磨人的過程。包括刪節，很多讀者都有這樣的潛意識，覺得港臺書的版本好，可事實上很多書的大陸版本質量是要遠高于港臺版本的。就像《被禁錮的頭腦》這本書，我們是跟臺灣同步做的，相當于是一本書、同一個人。但是我這本書里面當時做了醫生大量的編校工作，質量也是遠遠高于臺灣版的。可是讀者也不知道，買到一臺灣版的，歡天喜地的，覺得大陸版被刪得不成體統了，其實真不是這樣的。"
嘉賓們所回憶的故事，都印證了王慧敏老師的話："不經歷風雨，怎么見彩虹，越是經歷的折磨多，你的成功感越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