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家認為在文字尚未出現時，地圖就已映入人類的視野。追溯過去，地圖也曾經是精美的藝術和昂貴的奢侈品,它的歷史幾乎就是人類自身的歷史。幾千年來，人類以非常多元的模式來描繪世界、展現和認知地圖，并用于各種各樣的目的，它既是國家與權力的象征，也是一個看得見風景的世界和智慧寶庫。藝術史家阿爾珀斯所說：“在藝術、十七世紀荷蘭的世俗知識與繪畫之間，地圖即繪畫無疑是正確的，可能在別的時期或地方不會具有這樣地圖和繪畫之間的巧合。巧合體現在出現在墻壁上那些起到裝飾的地圖之中，在肖像畫、風俗和靜物畫中經常出現的地圖制作，以及在印刷出版商、雕刻師、制圖師和其他繪圖者復雜的商業關系之間。”地圖的制作以及背后的因素，往往被隱藏在歷史長河中，為什么不同時代的地圖會具有很不同的面貌？

在十七世紀，地圖越來越成為一個知識的“集合體”，因為繪制精美的地圖往往包含了地理、藝術和歷史的復合知識，像是一部百科全書。十七世紀的荷蘭作為世界制圖最高水平的國家繪制了大量精美的航海圖、大幅壁掛圖、區域地圖和世界地圖，完美詮釋了地圖本身具有深刻內涵和無以倫比的美感，對制圖者身份的重新界定貫穿整部書籍內容，由于歐洲古代地圖制作者往往是由學者、藝術家、手工藝人和科學家等復雜的社會群體構成，地圖才會以多元的圖示出現。而無論是歐洲與中國古代，地圖始終受到社會精英階層的關注，他們既是地圖的使用者、鑒賞與收藏者，同時也參與地圖的繪制活動，文藝復興時期以及十七世紀時藝術家畫地圖是個普遍事實，一個著名例子就是達?芬奇繪制地圖。

地圖的淵源非常早，在古希臘古巴比倫，甚至印度這些地方都發現過類似的東西。所以說上下五千年的人類歷史一直到今天，這個地圖曾經發生了非常多元的變化，這種多元的變化是什么在發生變化？對十七世紀的制圖來說，科學與藝術是兩股積極的力量。耶穌會士初至中國時，正是憑借科學之力打開傳教的局面，在耶穌會士學習中國文化的同時，有關地圖的繪制也在參照中國的地圖傳統，這種聯系在晚明的地圖繪制中再次上演，耶穌會士與明朝精英們在地圖的尺幅空間中展現出他們優雅的策略和對地圖圖像的傳奇演繹。中國與歐洲地圖交流恰好始于這一時期，耶穌會士在傳教時意外發現晚明士人熱衷于了解歐洲的《世界地圖》。傳教士們試圖學習中國地圖的方法來繪制世界地圖，而中國的學者們自此也可以將目光更多地投向域外的廣闊世界。

地圖的藝術風格是一個有趣且復雜的話題，盡管這一領域還不被人們深入了解。地圖史是否對應藝術史的發展，尤其是藝術家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地圖的圖示，都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對它們的探討也許會重新定義科學與藝術對人類文化的改變，以及這些因素所起到的具體作用。例如古代中國地圖，人們只是粗略地知曉畫家們，尤其是山水畫家可能參與了古代地圖的繪制，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對制圖起到影響，例如繪畫中的透視觀察和表現因素，由于史料的缺乏而依然無法知曉。歐洲則十分明確，從文藝復興時期到十七世紀就有為數眾多的藝術家（尤其是銅版畫家）直接對地圖制圖施加影響，歐洲地圖十分重視它的裝飾性和繪畫表現。

今天可以了解到許多著名歐洲藝術家曾參與了地圖的繪制，在阿姆斯特丹，銅版畫家們的另一項主要工作就是地圖的刻繪。在畫面的呈現方式上，畫家們發揮出他們的才智，使地圖變得生動、立體和不落俗套，科學對藝術的滋養體現在透視學、幾何學和投影測量術上，這些不僅是文藝復興以來造型藝術的法寶，同時也是歐洲制圖的基石。地圖也成為畫家們用來表達想象力、神話、象征與宗教影響的一個樂園。在面對自然景觀之時，制圖家和藝術家取得了共識，十七世紀的欣賞習慣沒有像現代人一樣，把作為“藝術”的繪畫與作為“知識”的地圖區別開來。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地圖和繪畫一樣都能夠記錄地理環境，而這樣的方式在十九世紀以后就越來越少。藝術家廣泛的參與制圖使地圖的面貌加上了唯美的注腳，感謝他們，使我們在幾百年以后可以再看到一個五彩斑斕的地圖世界，而不是今天純實用地圖的那種無味視覺體驗。

地圖的觀看可以從太空中，手機和電腦上進行，這是時代對地圖觀看模式再次演繹，地圖從未停止過視覺面貌的變化，但地圖的圖繪人文之趣并非昨日絕響，盡管許多通向往昔的橋梁已經變得不可逾越……。在游歷于地理經緯之時，我們也觀賞了這些美麗的地圖與繪畫，這是一段令人著迷的歷史，簡短的評述無法涵蓋那些引人入勝的地圖故事，它們像一個個地圖坐標一樣，將讀者引向未知而有趣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