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教授的著作《中國游俠史論》，第一版出版于29年前，二版出于復旦大學出版社，最新版出于上海人民出版社。相比較以前，新版有了許多增補，幾乎每頁都有更動，又增加了五萬字內(nèi)容，增加了一萬七千字的代序，耗時五個多月。汪涌豪坦言，游俠是他個人偏愛的選題，與他的個人趣味有關，也和他的一段生命聯(lián)系在一起。他回憶起，寫這部書的時候，女兒剛出生兩個月，抱著她寫。等這本書寫完，她已經(jīng)能拿著稿子抓了，把最后一頁撕碎了，印象非常深。所以書第一次出版時，拿在手里摸，很帶感情地撫摸了很久。
一、俠的來處
人們說起俠，一般會認為是打抱不平、快意恩仇，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汪教授認為，今天的俠是正面的，歷史不是這樣的。俠有兩面性，一方面仗義出手是他的美德，另外一方面是殺人，殺官、殺民都有，未必都是劫富濟貧，也有劫富不濟貧的。
汪教授認為俠的來源相對復雜。古代的士算是低級貴族，一般經(jīng)過六藝教養(yǎng)，能文能武。春秋末戰(zhàn)國時期，經(jīng)歷社會大變動，士失去工作了，需要重新選擇職業(yè)，一部分勇強的尚武的就成為俠，一部分能說會道的就變成書生了。所以俠當初并不是社會當初的小混混，也不是人生路途上的失意者，只不過是爭取自己重新上崗一個的職業(yè)選擇。
關于俠的來處，虞云國教授從社會階層變行進行了分析。俠之所以在春秋末年、戰(zhàn)國時期，成為很突出的社會現(xiàn)象，跟當時社會很有關系。在奴隸制制度里，士是貴族中最低的。隨著社會變動以后，原先的那種階級等序沒辦法再維持下去，最低等的士所繼承的身份不多。士的身份越來越低下，他只能自己找出路，能說會道的做說客，有點武藝就成為游俠。
中國的游俠文化，春秋末到戰(zhàn)國時期，達到很輝煌燦爛的高度，一直到秦漢時期，這500年是中國俠文化的輝煌時代。為什么這在500年里，能夠成為游俠文化一個黃金時代呢？在秦始皇統(tǒng)一以前，一個所謂的原先的社會次序完全打亂了，很多以原先次序能夠解決的社會問題，包括下層人民在生存過程遇到的不公正，遇到的屈辱特別多，社會動亂特別多，沒有力量來解決，出現(xiàn)了所謂權(quán)力真空，變成自由身份的士，就起了一種游俠作用。
虞教授談到，“我們中國的游俠精神，先是從漢武帝以后，后是從宋代以后，特別到明清以后，專制更厲害，游俠精神在整個民族層面，在整個國民性層面基本式微了。”
二、俠的人格
關于俠的思想來源，學術界多有爭議。汪教授介紹，有主張俠來自墨家。因為墨子代表的是小生產(chǎn)勞動者，重信貴義，講究兼相愛、交相利的平等思想，這都是老百姓喜歡的。有人認為出于儒家。儒家思想里的舍生取義，比如說托六尺之孤。舍生取義這種精神和俠的精神是互相貫通的。也有人說來自道家，等等。
汪教授認為，俠不是一個固定的社會集團，不能僅從社會界別、社會成分來論俠，也應該從個人的性情來加以看待。出于對俠義的崇敬、喜歡，與俠義精神結(jié)合在一起，超越了親緣、地緣和經(jīng)濟利益，彼此靠著共同的精神追求在一起，遵從俠的原則。
他進一步闡述，俠是付出性行為，不是獲得性認為，準入門檻比較低，只要愿意付出就可以成為俠，不存在界別，不存在社會成分，從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俠。
俠見不了社會的不公正。俠不接受現(xiàn)實中的不公正，他把公平頂在頭上。在俠看來，公平是絕對的，是沒有商量的，由于不公平經(jīng)常發(fā)生在弱勢群體上，所以俠天然站在弱勢一邊。
俠有不計條件的忠誠。傳統(tǒng)意識中國人的忠誠也是看對象的，總的來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臣民要對皇帝忠，這個忠是有條件的。俠不是這樣，俠是不根據(jù)對方的回報，來付出自己的忠誠。
俠有強烈的責任意識。俠的責任不僅僅局限于小集團，沖破了對象局限，所以他是全開放的人。有的游俠當然也有私心，比如做好事，打打殺殺，付出性命，換來一點名氣。但是他的私心要通過為別人服務而實現(xiàn)。
虞云國教授說，宋以后，尤其是到了明清，作為一個群體性的存在，俠基本是越來越衰弱。但是人心里，因為對封建專制肯定有不平，對俠的渴望也會出現(xiàn)。可以注意到到明代后期有所謂公案小說，到了清代又有很多俠義小說，包括在公案小說又加入了俠義成分。
封建專制下，在最基本的正義難以保障時，遭到不公正待遇的老百姓怎么辦，他就需要一種心理代償，比如說我實際生活中得不到的，就從文學角度找到安慰。怎么辦呢？有四個心理代償：一，明君，好皇帝；第二，賢相；第三，好官，清官，如包公、海瑞之類。第四，大俠，主張正義。你看三俠五義、七俠五義、施公案等文學作品，清官旁邊都有大狹，而且都是武俠，所以汪先生說，文俠比武俠更受人尊敬，我同意這個看法。
三、俠的精神
作為研究宋史的專家，虞云國教授坦誠，對宋朝是又愛又恨，愛的地方在于，宋代文化確實很輝煌，有些地方甚至超過唐代，但是宋朝相對柔軟的民族性格，又讓后人情感復雜。
他認為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基本沒有斷絕過，西方的騎士精神，也在延續(xù)。但是中國的游俠精神，先是從漢武帝以后，后是從宋代以后，特別到明清以后，游俠精神在民族和國民性層面不斷消逝。所以梁啟超就曾提出中國人要有自己的“武士道”。
汪涌豪教授談到，當一個人內(nèi)源性結(jié)構(gòu)能順利展開，就形成一種比較開放的人格，正常、有擔當?shù)娜烁瘢@時候他對社會充滿熱情，充滿詩意，他希望周圍的世界真的成為詩意的世界。
今天中國人的人格在萎縮的，許多人毫無擔當，許多人對朋友充滿警惕，許多人躲避崇高，許多人過得渾渾噩噩，國民性弱點集中體現(xiàn)在沒有擔當、滑頭、世故、明哲保身，這些東西在“俠”的人格當中不能汲取一些營養(yǎng)嗎？像俠的那種以別人為先，因公廢私，愛憎分明，愛打抱不平，這對今天中國人格的健全難道沒有作用嗎？當然這種人格形成，仰賴于一定社會的滋育，但這種人格本身對社會并不是說沒有任何反作用。
司馬遷說“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就是人總會有遇到困難的時候，總會有需要幫助的時候。汪教授說：“一個人想為別人做事，在這個過程，對他自己來說，他就獲得一種智慧，對別人來說這就是品格的崇高，所以從這點上來說，我覺得俠的精神，在任何一個時代，都不會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