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小說家路內、《收獲》編輯鐘紅明、走走做客思南讀書會，三位嘉賓圍繞路內最新作品《慈悲》，由書名“慈悲”展開，剖析了人物的善惡因果，討論了私人歷史與文學重塑的關系。
慈悲，一種姿態
慈悲，是佛教術語，是寬容，是善良。在現實化、歷史化、文學化之后，在鐘紅明看來，它是一種姿態——對待父輩的態度，對待自身的態度。“‘父輩’與‘歷史’被我們貼了太多的標簽，懷抱‘慈悲’去理解父輩、理解歷史，這不僅是寬容，也是去標簽化。路內在作品中為我們去掉了很多的標簽，所以，我們能夠從各個角度來真正理解小說里面所描述的現實。”
《慈悲》的工廠故事來源于路內的私人歷史，鐘紅明說，“私人歷史在以往概念中是一種非虛構，是真實，但是對于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來說，去了解歷史的真實，往往是通過閱讀文學作品。所以，你有什么樣的目光，通過什么樣的目光打量這一段歷史，得出什么樣的結論，再把它生動地表現出來，這點非常重要。生存比文學作品更精彩，如何在文學中把生存構筑成一個整體，尤其是在把它獨立出來的格局里面來理解跟打量。”“私人歷史”在當今具有極強的時代性，但是它的時代性不會掩蓋或削弱文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鐘紅明相信，優秀的文學作品即使描寫的是私人史，但終會進入公共史的視野。
小細節中的大時代
《慈悲》中的大量細節給鐘紅明、走走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貫穿小說的核心——“補助”。小說中描寫了不同年代，不同的人，關于補助申請、領取、發放的故事。鐘紅明談到，作品以“補助”為切口，展現了工廠的生活百態。其中，水生的師傅曾經為了補助無奈下跪，“‘補助’在那個特定年代對于一個家庭、一個人的生存具有那么重要的意義，在作品里是化為實感的，它不僅僅是一個虛構的數字。”走走提到，“路內有一個特別擅長的天賦，他在小說創作中舉重若輕，可以將整個時代融入任何一個細節。”對于作品中“踢閥門”的細節，走走認為“閥門”是一個隱喻的象征，“最開始的時候，它是青春的開關，根生觸碰了它，關進了監獄長達十年。等他釋放出來的時候，這個工廠快倒閉了。所有時代的變遷，一個卑微的生命面對殘酷的一個時代迅速飛轉，可以用一個細節把它全部概括出來。”
小說中的細節在真實歷史中都是有跡可循的，關于補助的故事是父親告訴路內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補助一直都有，到了九十年代，工廠倒閉，工人再窮再苦再鬧，補助也是沒有了，這些都是真實發生過的事情。小時候，父母在餐桌上的話題在若干年后經過路內的文學重塑，被融入了小說之中，如作者所說，“這本小說中的故事我是不敢瞎編的，編這種故事有什么好處？”
不同時代的“生”與“死"
《慈悲》中描寫了大量的死亡，但是水生家族的姓名中又有那么多的“生”，根生、水生、復生、玉生……對于“生”與“死”的對照，路內提到，取名為“生”的靈感源自自己父親的姓名。中國人的名字里有“生”是想傳遞一種世俗又豁達的人生觀，每個人從誕生開始就已經面對著人生的終結，人人皆是向死而生。但是，上一輩人希望他們的后人能夠活著并且記住自己因什么而生，活著并且記住。
余華的作品《活著》也描寫了大量現實的生與死，但是走走認為不同時代有著不同時代的“生”與“死”，不能輕易將兩者作簡單比較。鐘紅明表示贊同，時代不同，人物不同，場景不同，兩種生存。“活著”一詞概括了當年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到了《慈悲》中，從農村到工廠，跨越幾十年，中國人生活的底蘊也發生了變化。相同的是，兩部作品都代表了作家的態度，傳遞了他們真誠的力量。對此，路內說，“一個作家與他的上一代作家或者周圍作家之間都會產生一種上下文的關系，這種關系是一種傳承和接納。在文學中，所有的作家都是在一個橫向或者縱向的學習過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