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6日下午兩點,第103期思南讀書會在思南公館如期舉行。本期讀書會邀請到了同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孫周興教授、同濟大學趙千帆副教授和余明鋒博士。三位嘉賓就“今天我們怎樣讀尼采”這一主題展開了一場學術性對談。
西方對尼采的四種解讀方式
如果說馬克思預言了20世紀以來人們在物質生活方面的基本狀況和基本動向,那么,尼采則在精神層面上給出了人們許多天才性的預言。孫周興教授認為,在西方,對尼采的解讀方式主要有四種。
第一種是心理和傳記的解讀。尼采生于1844年,25歲當教授,在1888年這一年里,他寫了六本書,近乎瘋狂,到1889年年初他就瘋掉了。此后直到1900年,他在精神病里面待了11年。在尼采生命的最后時間里,他看到妹妹伊麗莎白在旁邊哭,就對她說:“伊麗莎白,別哭,難道我們不幸福嗎?”其實,從世俗眼光看,尼采一生實在談不上幸福,他一輩子沒有結婚,也沒有女人,也沒有名聲,沒有讀者,像《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四部當年只印了40本,還沒人買,只好到處送人。無論是從哪個角度來說,尼采都不是一個成功人士。孫周興認為,我們看一個偉大的作家、偉大的哲學家,我們希望看到他怎么生活的,他的思想和作品跟他的生活有什么關系,傳記和心理的解讀是很普遍的、很常見的一種解讀方法。
第二種是文學和美學的解讀。尼采的書之所以在中國有那么多的愛好者,至少部分是因為他的表達方式,很詩意,很文學,很有趣味。尼采自己也說他書是文學,像《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尼采自詡,是可以跟莎士比亞和歌德文學并列的。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后來一直有人從文學、美學這個角度來解讀尼采,這是正常的。
第三種是哲學的解讀方式。尼采的哲學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869年—1876年,在尼采早期哲學里,他構造了一個美好的人類文化狀態的理想。什么樣的文化狀況是好的?他認為只有前蘇格拉底的希臘早期文化,當時的悲劇藝術才是最好的文化樣式。第二個階段是1876—1882年,這時候他寫了兩本書,一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二是《快樂的科學》,在這兩本書里面,他開展了對以基督教文化為標志的西方文化批判。最后是1882年—1888年,這六年里,他寫了許多著作,最重要的兩本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和《權力意志》。哲學的解讀實際上有很多方式,其中最典型的是馬丁·海德格爾百萬字的《尼采兩卷本》,在這本書里面,他把尼采描寫成一個“最后的形而上學家”,一個哲學家,認為他的“權力意志”和“永恒輪回”兩個基本概念,是對形而上學兩個基本問題的解答。“權力意志”是對哲學的本質問題即“世界的本質是什么,事物的本質是什么”等問題的解答;而“永恒輪回”是對形而上學的實存問題即“個體如何產生、如何運動和如何實現”等問題的解答。法國的新尼采主義雖然不會贊同海德格爾的解讀,但他們做的闡釋也還在哲學層面上。哲學的解讀也是中國學者普遍接受的。
第四種是政治哲學的解讀。孫周興認為這是最近一些年來出現的新趨勢,特別是美國的列奧·斯特勞斯的尼采解讀,對當前國內的尼采研究起到了重要影響。趙千帆以倫敦大學學院的校學生會禁止學生開展尼采思想研討為例,說明西方把尼采解釋成了與今天的時事相悖的思想方法。“只不過像劉小楓先生,他認為尼采這種想法是對的,我們現在的方向都是錯的,所以我們需要尼采,就像我們剎車閘一樣,把我們今天個時代剎住。”他認為讀尼采有助于幫我們看清尷尬的思想境地。
尼采哲學的三句話
孫周興教授在講座中指出,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今天,在中國共掀起了三次尼采思想熱潮,即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尼采熱、19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的尼采熱、以及2000年以來的尼采熱。不同時期對于尼采思想的解讀角度是不同的,比如五四時期的啟蒙讀法,80年代的美學讀法和新世紀的政治哲學讀法。
孫周興本人更傾向于從哲學和文化批判的角度來討論尼采。他認為尼采哲學主要講了三句話,第一句是“人生是虛無的。”人有欲望,欲望要滿足,高度激烈的愿望的滿足往往會帶來痛苦和失意。這是叔本華給出的邏輯。尼采在“人生如此有限和痛苦,我們有什么理由活下來?”這一問題中,實際上已經給出了一個虛無主義的人生規定。
第二句是“文化是虛假的。”人們創造了宗教,人們創造了藝術,無非都是要論證人們活下來是有意義的。尼采舉過一個例子,希臘通過神話和早期文學,創造了一個光輝燦爛的希臘神話世界。但有一個問題,我們一直沒搞清楚,為什么希臘創造的諸神跟我們人長得一模一樣,有我們人一樣的性格,也和人一樣的干壞事?孫周興表示,尼采給出了一個解釋,他還是服氣的,尼采說因為希臘人想通過這個來證明,我們過著跟神仙一樣的日子。所以他們創造出來的諸神跟人是一樣的,那是一個神仙的世界,我們人活得跟神仙一樣,這根本上是一種自欺。尼采的動機很清楚,在《悲劇的誕生》里面,他深受大音樂家瓦格納的影響,瓦格納認為我們工業科學發展以后,所有的文明形式都出了問題,我們的生活世界都搞得太單調,太明白了,這個時候我們就快玩完了。所以瓦格納試圖通過藝術重建神話,以挽救文明的頹敗。尼采早期接受了瓦格納的這個思想,進一步從生命哲學角度、從生命力的提高與否的角度批判傳統文化,包括宗教、道德、科學和哲學等,認為傳統文化不外乎是一種頹廢文化,構成了對生命力的削弱和下降,在此意義上他認為文化是虛假的。
如果人生是虛無的,文化是虛假的,人活下來有什么意義呢?第三句話給出了答案:“生命是剛強的。”對于這句話,孫周興解釋道:生命是剛強的,我們最后還是有一種力量要活下來,要去戰斗,要去創造,要去面對這個虛無的世界。尼采的哲學論證了一點,生命意志通過個體的創造性活動,最后可以克服人生的虛無。
從這三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尼采是一個指向當下、指向未來的哲學家。
怎樣讀尼采?
對于“怎么讀尼采”這一問題,余明鋒從形式方面總結了三點建議。
尼采在寫作的時候,他特別喜歡用“我”或者“我們”,哲學上用“我”或“我們”是很忌諱的,因為哲學要談普遍真理。所以,我們在讀尼采的時候,首先要“區分清楚尼采的視角”。他指出:“尼采說的我們是指誰們,這個誰們決定了他下面講的話是從什么視角出發講的,不要把它搞混了,搞混了,尼采就讀不懂了,就發現尼采全是矛盾了。”
其次要“注意尼采使用的概念可能處在不同層次上”。他舉例說:“比如道德一詞,在尼采的《善惡的彼岸》里就有好幾種概念。一種是他所謂的奴隸的道德,禁欲的道德,反自然的道德,還有一種自然的道德。還有他所謂的貴族道德或者自然道德,生命的道德。還有一種更寬泛的含義,在尼采那里可能是更重要的含義,囊括這兩個,甚至是超越這兩個,關于我們內在靈魂的統治秩序,這個叫道德。這樣關于秩序的道德觀念,就在不同的層次上。”
第三是要注意隱喻和一詞多義。尼采晚期有一本書叫《偶像的黃昏》,它有一個副標題,叫“如何用錘子搞哲學”。比如“錘子”這個詞,尼采說這個“錘子”不光是砸的意思,也有聽和診斷的含義,還有造型的含義。余明鋒強調:“我們在讀《偶像的黃昏》的時候,如果理解錘子的多重含義的話,就發現這個文本無比豐富了。”
從內容方面應該“怎么讀尼采”?對此,趙千帆作了補充。“關于尼采內容的讀法有兩種,一種是反啟蒙的,一種是啟蒙的繼續推進的,”他說,“尼采是真正把啟蒙的原則推到了它最極端的境地。他要去直面可能人性非常隱微的、我們通過自我審查或者自我欺騙想排除掉的一些思想。”
尼采與瓦格納的關系
在讀者提問的環節,“尼采與瓦格納之間的關系”這一問題引起了嘉賓們的興趣。對于這一問題,孫周興給出如下說法:尼采和瓦格納年齡上差很大,瓦格納52歲的時候,尼采只有25歲。雖然尼采這時候也算一個牛人,大學畢業即被評為教授,這在歐洲是沒有的事。但相比之下,瓦格納更牛,此時事業已經是如日中天了。那時歐洲有一個笑話,女人交往討論時會問:“聽過瓦格納了嗎?”“去了,我哭了”。這是有身份的人必須做的,必須要去哭一哭,不哭不好意思。這兩個人間非常有意思,尼采一開始是瓦格納的粉絲。原因在于瓦格納的藝術理想吸引了尼采。孫周興說,在1948年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失敗后,流亡中的瓦格納寫了三部學術著作,對當代藝術做了重新規定,其中一本叫《藝術與革命》,標題就非常吸引人。瓦格納認為藝術必須承擔文化革命或者說文化革新的使命,所以他早期的著作是充滿革命性的。尼采起點的思想是瓦格納的,要求通過藝術解放人類,通過藝術(神話)重建歐洲文化,這樣的理想都是瓦格納給他的。但是到后期,瓦格納傾向于保守了,尼采在他的作品中看出了基督教,看出了奴隸道德。尼采于是開始寫一本書,叫《人性的,太人性的》,開始罵瓦格納了。這兩個人,一個大師一個小鬼,一開始他們對立不起來,而到七十、八十年代,兩個人對立得起來了,瓦格納的夫人清楚得很,他認為瓦格納身后最大的敵人就是尼采。《瓦格納事件》是在1888年,瓦格納早就死掉了,尼采才寫這本書,算個總帳,以了一生的恩怨糾結。
余明鋒表示,音樂和戲劇的關系在瓦格納那里,有點類似尼采的哲學和文學的關系,是不能分開的。如果只讀瓦格納的文本是不能理解他的,如果只聽瓦格納的音樂,也不能完全理解它,一定要一起理解。他舉了個例子:他們兩個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們兩個什么話都沒說。但是音樂透露出一點,兩個人相愛了。兩個人都還沒意識到。這種動機性的東西,這種深刻的東西,只有把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夠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瓦格納的音樂和戲劇,就會發現他和尼采之間的關系是“非一言所能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