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9日09:51 來源：新民晚報 作者：張瀅瑩 點擊: 次
新雅一道叫“白玉藏珍”的名菜，價格4塊8角；上海棉織品“天鵝”牌背心，純棉，支數(shù)越高，棉織精度越高；弄堂里，隨處可聞“三五”牌臺鐘敲鐘的聲音，帶有客堂氣息……這些逐漸在我們生活里淡出的事物，在作家程小瑩看來格外珍貴。在我們中的大多數(shù)忙于追逐當下時，他的書寫就像香料鋪的伙計那樣不緊不慢，每打開一個小甕，就飄出某種特定的香味，有的清雅，有的濃烈，卻都經歷了時光的緩緩發(fā)酵而愈發(fā)醇美。
1 青春 都在紡織廠度過
1973年從中學畢業(yè)后，和許多同齡人一樣，程小瑩被分配進入紡織廠技校學習。沒有選擇，但似乎最合乎情理--既為家里減輕負擔，又能保證一份穩(wěn)定工作，如果以后有更好去處則最好，沒有的話也無妨，紡織廠開著，就不怕沒工作，吃這碗飯，長遠、篤定。“我的青春都是在紡織廠度過的。”程小瑩的這句話，許多如今步入中年的上海人都曾經說過，既非浮夸，也無煽情。從十幾歲到近三十歲，的確是青春最好的年華，“當時還處在火熱、變革的年代，那種處于青春期后期的情緒，其實與現(xiàn)在商品經濟下的青春價值觀本質上有著相同之處，只是時代改變了其外在表現(xiàn)。”
在紡織廠工作期間，一直熱愛文學的程小瑩就開始在工作間隙陸陸續(xù)續(xù)寫一些長長短短的篇章，把周圍所經歷的一切變幻成他小說中個性迥異的人物形象，并嘗試著參加一些征文活動。無論工作有多繁重、瑣碎，寫作始終是他生活中的一抹亮色。1984年，在一次征文活動中，他書寫紡織廠女工生活的《姑娘們，走在楊樹浦路上》脫穎而出并摘取了桂冠。上棉十二廠的職工程小瑩，從此多了一個作家的身份。這部作品所講述的，就是紡織廠里青年女工度過的青春歲月--青春是柔軟、朦朧、懵懂的，工廠生活卻是規(guī)則、重復、嚴謹?shù)模瑑上嗯鲎仓拢行蚺c無序、刻板與逾矩、守舊與新潮，因為有著喜歡變化的年輕人，一切變得格外有意思。“現(xiàn)在講工人階級，都是一副穿著工裝、拿著工具的印象，但那時候的紡織廠，不上班的時間，紡織女工都是最趕時髦的。”程小瑩回憶。燙卷發(fā)、戴墨鏡、喇叭褲、蝙蝠衫，當年的許多流行裝扮多是從紡織廠開始，也在紡織女工身上得到了最快、最豐富的體現(xiàn)。“當年紡織女工的地位跟現(xiàn)在女白領差不多，可能還要高一些--五一勞動獎章、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勞模中許多都是紡織女工所得，這一群體在那個時代，似乎就是朝氣蓬勃的典型代表。”
作為上海曾經的第一支柱產業(yè)，紡織業(yè)不僅擁有幾十萬工人群體，更在無形中塑造了上海這座城市的某些氣質--晨曦中有人匆匆去趕廠車上班，有人則結束了一夜疲憊的工作回家，攜著圍兜，夾著帽子，很容易就能分辨出他們所屬于的行業(yè)。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他們的人生與工廠密不可分，并隨之形成了一種規(guī)律，歲月就這樣悄悄流淌，工齡一年年增長，人慢慢老去。工廠的人生就是這樣穩(wěn)定和漫長，在瑣碎的點滴中慢慢滑向終點。“許多我認識的女工突然笑瞇瞇地來發(fā)喜糖，才知道她們結婚了。后來看著她們挺著大肚子來上班，然后消失了一陣回去生孩子，過段時間又帶著孩子來，把孩子托在廠里的托兒所以后到車間上班，孩子慢慢長大，不再來廠里，而去學校讀書……一切似乎都按照程序在走。這也是許多女工一輩子心平氣和、甘愿這樣默默工作的原因。但現(xiàn)在想想，這是件很悲情的事。”一成不變的環(huán)境里，程小瑩目睹時間在這些女工身上留下的痕跡，他自己也在改變，離開工廠，進入作協(xié)，以作家的身份開啟了一段新人生，而唯一恒定的似乎只有這座整年轟鳴不停的工廠。
2 12年 工廠感悟匯成《女紅》
然而女工們看似穩(wěn)固的人生，卻在上世紀90年代初產業(yè)更迭的大背景中分崩離析。產業(yè)結構調整——短短六個字，背后是幾十萬工廠職工下崗、轉職、再就業(yè)過程中的艱難曲折和滿腹辛酸。“歷史似有輪回。一百多年前，機器工業(yè)在上海出現(xiàn)，中國第一代產業(yè)工人雛形。又到了一個歷史大背景之下，對一個城市行業(yè)來說，是一個調整，并且就此消失。對城市生活來說，是城市能級提升。對個體而言，那就是故事。”雖然已經不在工廠工作，但多年以來，程小瑩一直關注著紡織工人這一群體，在寫作中陸續(xù)呈現(xiàn)著他們隨著時代變遷而不斷改變的生活狀態(tài)，并在時隔近30年之后，開始寫作長篇小說《女紅》。
這是他最熟悉的生活現(xiàn)場：充斥著隆隆噪聲的車間，細聽之下又有節(jié)奏韻律；隨時看護著紡紗錠子的女工，神情專注，時不時與旁人調笑兩句；穿梭在工廠各個角落的機修工，看似怎么也不牢靠，卻總在關鍵時刻派用處。在程小瑩心里，工人就是獨立的個體，工業(yè)題材的寫作不能僅僅停留在只見產業(yè)，不見個人，或只見典型，不見尋常的程式化寫作上，只有在對一個個人物的細致描摹中，屬于一個行業(yè)的興衰起落才能豐滿、真實。在對種種人生的描摹中，酸甜苦辣縱橫交錯，唯一共有的，就是他們曾經的那段青春歲月。這種對于個體、對于尋常生活的關懷，也使得作品在工業(yè)化的“硬背景”下卻依然柔軟、溫情。對于程小瑩來說，工廠有時候是一只大火鍋：“它不斷在消耗能源，加熱；人是鮮活的——男人像葷菜，女人像素菜，葷素搭配著進入鍋里，男女調和著形成各種各樣的糾結，像上海菜里的百葉結……工廠就是這樣，攪合著各種形狀的結頭，做各種各樣的產物，湯湯水水，和著高溫，粉塵、棉絮，是料作和雜碎。”有時又像巨型軟體動物：“紡織廠仿佛是墜到這塊堅實地面的一個巨大雌性活體。周邊的空氣，被她的體溫加熱，還有氣味、粉塵，一些排泄物——廢水、棉絮、工業(yè)垃圾……伴隨著每一次的呼吸，工廠吸入新鮮空氣，吐出渾濁；吸入陽光，吐出黑暗。”他對于12年工廠歲月的感悟在《女紅》里形成了一種復雜情感，交雜著一名名紡織工人的家長里短、生活細節(jié)，完成了對于特定時代和一代紡織工人特殊處境的追憶。在同樣書寫上海的作家金宇澄眼里，程小瑩的敘事“不進入已固定的上海趣味，只表露另一副生存肌理與城市面孔，使讀者難忘。”
3 用筆見證 “下崗工人”群體
有人說，《女紅》是依靠細節(jié)支撐起來的，它沒有曲折人生，沒有大起大落的情節(jié)，甚至在表現(xiàn)工廠關停、工人親手“砸錠”明志的壯烈場景時，也并未過多渲染，而是一種日常化的寫法，仿佛平日里出門買個菜那樣簡單。并非不想寫，只是在程小瑩看來，寫作的節(jié)制有時候比掄圓了用力更符合他的性格——“我很少會考慮大起大落的情節(jié)，普通的人生都是尋常的，沒有什么生離死別。把日常生活表現(xiàn)好，才是城市生活、上海生活的精髓。現(xiàn)在描述上海，總喜歡寫外灘、寫淮海路，其實大多數(shù)城市生活并不在這里，而在人們生活、工作的現(xiàn)場。真正代表上海的是絕大多數(shù)底層生活的人生，這是我要寫的東西。”對他而言，那種對于城市生活平面化、言情化的誤判是無法容忍的，真實的生活總是在日常瑣碎甚至齷齪處才能顯山露水。為了寫作，程小瑩查閱了各種資料，并數(shù)次走訪上海紡織博物館。在一張上海地圖上，紡織廠以及和它配套的印染廠、毛料廠等在上海市的地圖上星羅棋布，遍布了這座城市幾乎每一個角落，令曾經身處這個行業(yè)的他也訝異不已。而隨著其中大多數(shù)工廠的逐漸關停，“下崗工人”成為了新聞和人們口中曾經幾乎每天都會出現(xiàn)的字眼。這個稱謂代表了產業(yè)變革中最具犧牲精神的社會群體，他們之中的大多數(shù)很快另謀出路，卻也有一部分人始終在尋覓適合自己的位置，但這一切都在時間的流淌中漸漸湮滅。“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即將退休，他們的身份則被‘退休工人’所替代。所以當這一批人全部退休以后，再也沒有‘下崗工人’這一身份了，只有歷史記錄里有，資料里有。我們所知道的是，社會安然度過了轉型期，經過那個年代的波瀾壯闊后，他們都慢慢老去。但老去不等于被忘記，他們所經歷的一切、付出的一切，我希望用筆來見證。”
直到如今，程小瑩有時還會去以前工作的工廠附近走走。雖然早已物是人非，建筑也已經大不一樣，再也聽不到紡織車間徹夜不停的巨大轟鳴，看不到工廠門口疲倦或雀躍地進進出出的年輕工人，但他仍能從一些細節(jié)里感受到當年的氣氛——“走在路上，擦肩而過的中年人，有的眉眼間格外眼熟，也許當年曾跟我在一個工廠；又看到有老人在家門口洗菜，穿戴著的圍兜上赫然印著我們廠的廠名：上棉十二廠。心里頓時涌起一陣暖意：雖然什么都不在了，但他們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