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0日11:19 來源：新民晚報 作者：夏琦 點擊: 次
文學創作40年，葉辛參加過大大小小無數的會議，但這次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卻讓他感受不同以往。“文藝工作者應該牢記，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靜下心來、精益求精搞創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葉辛告訴記者，總書記的這句話讓他感觸深刻，“作家的生命就是靠作品說話，要拿出真正經得起時間考驗、群眾喜聞樂見的好作品。”
座談氣氛融洽問題到位
前天晚上采訪葉辛時，葉辛說，總書記和文藝界72位人士座談會，這么大的一個會議，3個半小時，整個會場的氣氛很和睦融洽，“總書記完全是用親切的拉家常式的方式在和我們探討文藝問題，大家從中央電視臺當晚播出的片子當中也看得到，只要是總書記的鏡頭都是微笑的。”會議結束后，22位作家坐同一輛車回京西賓館，在車上自然聊起剛才的會議，“各個年齡段的作家一致認為，氛圍很好，感覺總書記很親和。”
葉辛翻開記得滿滿的筆記本說，習總書記針對正在創作中的文藝工作者指出，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總書記說了一句話很精彩，‘沒有優秀的作品，其他的事情再花哨再熱鬧都是空的。’”葉辛的筆記上，還有習總書記對優秀作品提出的要求，其中讓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是“優秀的作品能溫潤心靈，傳得開，留得下。”葉辛感嘆，“傳得開，留得下”，這六個字很直白，但說得非常透徹全面。
葉辛告訴記者，正是說到這一段時，習總書記指出了當前文藝創作存在的一些問題：“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葉辛非常認同總書記的說法：“在整個報告中，我們平時心里有感覺，但是因為這樣那樣原因不愿意說的問題，他都點到了，而且點得十分恰當。這些問題在文學界也是蠻普遍的。”
葉辛以長篇小說舉例，近年來，每年長篇小說紙質出版達到三四千部，數量是巨大的。但能夠給人留下印象的不過百來部，其中比較優秀的，有較高發行量或者社會評論都還可以的，不過二三十部，至于能夠讓全國關注的，十幾部。“過了一兩年回過頭再看，甚至連十幾部都沒有，很難有留得住的作品。”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出版的門檻降低，以前出版社把關嚴格，出一本長篇小說要搞市場調查，現在只要作者給補貼，出個三五千本很容易。另一方面，很多成名的作家不愿意再花大力氣寫長篇小說了。葉辛說，跟自己同時代的作家，很多都不寫了。有些地方一個省里，作協會員也很多，但是很多人不寫，跑出去隨便參加個活動拿拿紅包，寫寫旅游文學，比寫長篇小說要收入多。總書記說“有數量缺質量”，是點得很到位的。
總書記說：“藝術可以放飛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腳踩堅實的大地。”對于一個成名的作家來說，要繼續寫下去，也要面臨著今天時代的挑戰。有些作家不再寫，是因為功成名就后，對當下的生活有一定的距離，“不要責怪讀者，要他掏錢買書是自覺自愿的行為，他不買你一點辦法也沒有。”
新媒體帶來挑戰和機遇
這次文藝工作座談會，有兩位網絡作家出席，葉辛的筆記上，也有這樣一句總書記的講話：“現在以互聯網為主的新文藝群體十分活躍，所以我們文藝界還要擴大我們的工作覆蓋面。”有人說，現在電腦、網絡等新技術這么先進，文學即將消亡。“我認為文學不會消亡，但新技術的興盛確實對每一位當代作家都提出了挑戰，你必須寫得更好，必須寫得更能征服讀者的心。”葉辛說。
當年葉辛的《蹉跎歲月》小說和電視劇都引發了熱烈的社會反響，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當時很多地方臺還沒有拍電視劇的能力，當中央臺制作播出一部比較好看的電視劇時，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過來了。“這就是沾了當時的新媒體的光。”
葉辛記得最清楚的是兩個數字。1982年，中央電視臺要把《蹉跎歲月》改編成電視劇，怕葉辛改本子改得不認真，就對他說，你要比寫小說更認真——你的小說印了30多萬冊，發行量很大，但你知道全國有多少臺電視機嗎？當時的統計數據是6000萬臺，而且，打開一臺電視機還不止一個人在看。到1995年電視劇《孽債》播出時，央視的朋友說，全國的電視機數量已經是3.6億臺了，有好作品上電視，關注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你一定要搞出好東西來把大家的眼球抓住。葉辛感嘆，同理可見，新媒體也在讓好的作品“長上翅膀”。
上海作協今年建立了網絡作家協會，葉辛說，網絡作家群體的興起，對傳統的以紙質媒體為主要傳播載體的作家是一種嚴峻的挑戰和考驗，迫使你必須要改變寫法，包括語言和結構等。巴爾扎克的時代會用30頁來寫一個小樓，而現在的作家如果還這么寫，肯定就沒人看了。“我們的創作必須契合這個時代，創作出優秀的、讀者樂意接受的，但是仍舊有著中華語言的音韻感、節奏感、美感的好作品。正如總書記所說，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
新作聚焦臨時夫妻現象
在座談會上發言時，葉辛向習總書記介紹，自己今年又寫作了長篇小說《問世間情》，寫的是進城打工一族中時有所見的臨時夫妻現象，書出版短短幾個月，就印了好幾次。
葉辛告訴記者，自己最早聽到臨時夫妻這個現象是1998年去廣西南寧采風。所謂臨時夫妻，就是一起打工的一對男女下班后住在一起，像夫妻一樣，但實際上，他們各自都有或是留在家鄉務農或是在別的地方打工的配偶及子女。之后在與社科院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交流時，葉辛也多次聽到這個話題。
“這個題材很容易進小說的，十幾年來我為什么不寫？因為這是改革大潮中的支流，我們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我去寫這樣一個支流，怎么去寫？”但是去年年初，全國人代會上，有打工族的代表提出了這個話題，呼吁關注打工族中的臨時夫妻現象。中國婦聯回應這個代表的發言說，根據統計，2億多打工族中，這樣的臨時夫妻可能不少于10萬對。
葉辛在總書記面前介紹說，自己寫的這部長篇小說，是涉及到進城打工一族中時有所見的臨時夫妻現象。雖然并非常態，但家庭是我們社會的細胞，這細胞不穩定，會影響到整個肌體的穩定。“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城市化的進程中，我們打工群體常常只是被看作一個經濟因素，而不考慮他們也是具體的人。除了吃的、住的比農村更好以外，他們也有家庭的要求、愛的要求、心靈的要求。我是逐漸想明白這個問題的。”
在全國人代會上看到了這條新聞之后，葉辛一下子想明白了。當時他本來在寫另一部長篇小說，“但我看到這條新聞之后，原先那部小說突然寫不下去了，在家里走來走去，就把原來的小說停了，準備動筆寫這一部。”
當葉辛確定要寫臨時夫妻這個題材的小說時，他先做的，是下生活。他在城鄉結合部住了差不多一年。“小說寫到的茶館，我去坐過；寫到的工廠里9塊錢的盒飯，我去吃過好多次；寫到的老鎮古街，也是我常去的。廠房里也去過，了解生產環節，一道道向工人請教工序。”有當地的朋友看了小說笑葉辛，你瞎寫嘛，現在上海怎么可能還有2塊錢一壺茶的茶樓。葉辛告訴朋友地方，讓他自己去看，絕對真實，“就連小說里寫到的茶樓黑板上的說書預告，都是我從茶館里抄來的。我如果沒有去過，絕對不敢這樣寫的。”
這些細節都來自生活的真實，正如習總書記所說，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小說《問世間情》出版后，葉辛到當時下生活的工廠里，參加了工人們的書友會，有三個年輕工人發言。“他們說，雖然這些事情沒有發生在我們身上，但是小說把我們對感情和生活的需要寫出來了。”
葉辛說，今年對他來說，是個豐收年，前前后后有7本書要出版，但若說新書他只會提《問世間情》。原因何在？“《問世間情》涉及到的是打工群體，根據統計，16歲到59歲的打工群體有2億多人，但他們沒有話語權。我從臨時夫妻這樣一個角度切入，倒也不是說我有多少悲憫之心，但是我看到生活中有過這種煩惱的感情經歷的男男女女，像生活中漩渦般打轉轉似的情景，這是一種新的矛盾，處理好這樣的矛盾有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意。2億多人這個群體，需要更多的關注。”
寫體驗過思考過的生活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里，葉辛還講到了《蹉跎歲月》和《孽債》的創作。《蹉跎歲月》已經是葉辛的代表作，他透露，現在有歷史定論了，大家都說是好作品，但35年前自己寫這部作品的時候，出版社的編輯是不敢接的。“編輯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怎么寫小說啊？我想了半年，沒想通呀，這知識青年十年白做了，我只有這個生活呀。后來我想通了，只要我把握好，這是我們這代人的思想感情，表達出來是會有讀者的。”
葉辛解讀說，《孽債》中，一個男知青討兩個老婆，一個女知青嫁兩個丈夫，這在知青生活當中并沒有典型性，大多數知青不是這樣的。“但是這個小小的故事后面折射出來的是一代人的苦惱，所以我后來還是堅持把它寫了出來，客觀上社會效果很好。”正如葉辛在文藝座談會上發言時所說：“我也猶豫了很久不敢下筆，但是我回想起知識青年的苦惱眼神，我想這是生活恩賜給我的，我應該把這樣的故事寫出來，因為這樣的故事帶著時代的烙印，它折射出來的是我們這代人的命運和情感經歷，會給讀者耐人尋味的思考。”
在發言的最后，葉辛說，李白、杜甫、白居易，為他們的時代留下了不朽的詩篇，每一個有追求的當代中國作家也應該為我們的祖國和我們今天所生活的時代書寫新的篇章。他告訴記者：“李白、杜甫不可能寫社會主義，也不可能寫清朝明朝，他們只可能寫他們在唐朝的生活。而我，也只能寫我真切地體驗過思考過的生活。”不斷地向生活學習、不斷地感受生活、不斷地在生活中捕捉新意，“可以說這是我40年創作的一個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