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至右為項靜、袁凌、郭爽

撰稿：蔡圣輝

5月18日下午，作家袁凌攜新書《我的皮村兄妹》做客思南讀書會第456期，與作家郭爽、評論家項靜分享他與皮村文學小組成員的交往，感受他們生命中的晦暗與明麗。

超越寫作與被寫作的關系

《我的皮村兄妹》是對皮村文學小組諸位成員的人生故事展開全景式描繪的非虛構(gòu)作品。是對當下勞動者文學、新工人文學的一次整體性書寫。書中的每一個人都在文學的照耀下，于各自的困境中走出獨屬于自己的生命之光。

活動伊始，項靜對皮村文學小組做了簡短介紹。皮村文學小組匯聚了許多愛好文學的北漂打工者，他們白天從事不同的工作，晚上聚集在此，在專業(yè)寫作者的主持下，共同上課、學習，彼此切磋、交流，寫下各自的生命故事，皮村文學小組也因此成為如同家一般的地方。

項靜

提及創(chuàng)作初衷，袁凌坦言想以第三者的視角為文學小組的成員留下群像式記錄，“文學小組的人并不固定，有些人較為資深，已創(chuàng)作多年，還有一些人陸續(xù)發(fā)表著作品，雖有創(chuàng)作勢頭，但基本上仍是業(yè)余時間創(chuàng)作，更多人將寫作視為愛好。這是一個松散的，有流動性的，但也有核心的群體，我想將他們的全體群像保留下來。”

袁凌

郭爽認為，皮村既是一個自然村落，也是一個非自然聚集體。書中描繪的皮村居民并非皮村本村人，他們從其他如皮村一樣被邊緣化的自然村落中流落而出，去往全國各地打工謀生，而后因共同的精神追求匯聚至皮村，形成了共同體，從而獲得了集體的溫暖。就此，郭爽向袁凌提問，他與這些看似陌生的群體是如何建立信任，以至于能夠互相稱為“兄妹”的。

郭爽

袁凌回憶，他身上帶有一種粗糲性，在去皮村前曾在北京的城中村生活過兩年，因此能很好地融入皮村生活。而文學小組的成員最初將他視為同樣去聽課的同類，彼此間并無隔閡。相處過程中，雙方建立了超越“寫作者與被寫作者”的密切聯(lián)系：袁凌與他們共同生活、娛樂，他們在遇到困難時向袁凌尋求幫助。另外，作為初學寫作者，他們還能與袁凌真誠地談論文學。“雖然我與他們在學歷程度上有所不同，但世界觀上并無太大區(qū)別。并且非同一圈層的人之間的接觸，反而能拓寬對方的生活。我與他們確實有某種感情和交往，這些交往并不會隨一本書的結(jié)束而結(jié)束。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我寫這本書并不是利用或冒犯了他們，相反，他們感受到了尊重和自身生活的價值。這也說明我們之間的關系并不止于書寫與被書寫。”

生命的困頓與文學的光

項靜注意到了書中男女性的區(qū)別。作品的第一部分《相遇》聚焦于四位有共同特質(zhì)的女性：她們在北京承擔著繁重的護理工作，如保姆和月嫂。盡管婚姻生活大都不幸福，但受制于社會輿論或孩子等因素，她們并沒有選擇離婚。相比起“女性覺醒”的故事，她們的生活底色更多是承受與沉默。承受之余，她們進行創(chuàng)作和表達，但文學并沒有讓她們放棄生計問題。相比之下，小海、萬華山等男性的生命形態(tài)則更為自由奔放，但這恰恰也構(gòu)成了令人困惑的問題。當女性維持著較為可觀的收入時，他們卻在獲得一定的工資后便不再干活，繼續(xù)創(chuàng)作。他們?nèi)缤眉X德一類的文學人物，即使僅擁有破戰(zhàn)車也要不斷沖鋒陷陣。由此，項靜追問，皮村文學小組對這一群體而言是怎樣的存在？是為他們提供了精神表達的空間，還是讓他們孤注一擲地追尋文學上的“成功”。

現(xiàn)場讀者

袁凌回應，總體而言，皮村文學小組的成員都沒有脫離勞動者的身份。一方面，他們?nèi)栽诔袚罴又T于他們的重量，另一方面，他們保持文學的愛好。正因如此，文學于他們而言仍是一種原初的夢，也因此顯得格外質(zhì)樸動人。史魚琴曾罹患乳腺癌，而后做手術切除雙乳。有天在上文學課的路上，她產(chǎn)生錯覺，誤以為癌癥復發(fā)。短暫的絕望后，她認為即使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今天也應該聽聽文學課。之后她仍然一邊上課，一邊從事月嫂工作。小海與萬華山也并沒有因創(chuàng)作而放棄勞動，“他們首先立足于勞動活著，其次把文學作為生命中的光輝，這是他們的可愛之處。”

現(xiàn)場讀者

在郭爽看來，文學為小海提供了慰藉。書中提到，小海最初接觸文學是在梅山島打工時，在鎮(zhèn)上的大潤發(fā)超市看到一本《唐詩宋詞元曲》，小海決定買下，自此“打開了詩歌的世界”，“恢復了被工業(yè)病麻木掉的感覺”。文學為小海提供了精神出口，在工廠做工之余，他會吟誦古詩，也會利用廢紙片創(chuàng)作詩歌。此外，文學也為他帶來了審美教育，讓他重新發(fā)現(xiàn)身邊的世界，懂得欣賞自然之美。“文學無縫不入地滲透到他生活當中，給予他巨大的能量回饋，從而消解部分困苦，讓他的生命充滿熱度。”

晦暗以外的明朗色彩

項靜談到，作品像一本人物志，其中每個人物都與他人纏繞交織。他們的背后是廣闊的中國社會，包括他們在鄉(xiāng)村中的生存處境以及與周圍人的交往。這些故事豐富了項靜對這類人的了解，她希望在他們身上看到苦難之外的更多色彩。如身為泥瓦匠的徐良園不僅實現(xiàn)了物質(zhì)上的安穩(wěn)，也靠性格上的自律將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這種精神上的富足也可以看做另一種維度上的成功。“范雨素曾表達對中國文藝的不滿，現(xiàn)有的文學與影視作品的打工人形象單一。他們希望自己向大眾還原他們的世界的本來面貌。袁凌的寫作剝除了很多他們身上烙下的刻板印象。”

讀者提問

袁凌補充，他所熟識的徐良園始終沒有失去格調(diào)與尊嚴，如洗澡前先將水曬熱、將門頭改造成電動車能夠出入的緩坡。袁凌坦言，皮村文學小組的許多成員都如徐良園般保持著超出他既往認知的風骨。譬如史魚琴涉獵廣泛，掌握“采薪之憂”這樣的生澀詞匯，在讀書過程中也能注意到常人忽略的細節(jié)。因為她有自身獨特的審美和注意力，對于知識既不籠統(tǒng)崇拜，也不生吞活剝。小海身上亦有過人的堅韌性，即使在困窘中已度過近四十年，但仍能隨時調(diào)動自己的能量。

郭爽認為，出于性別限制，相較于對巧珍等女性的書寫，袁凌對小海的描摹更為立體。由此，郭爽提出一種可能性，若袁凌能更深入地進入到巧珍等人的生命內(nèi)部，觀察到巧珍在地下舞蹈室中釋放的能量、她與姐妹在一起時的熱情與互動、她對這個世界隱秘而細微的渴望，將會形成更豐盈的文本。

嘉賓為讀者簽名

袁凌表示同意，并提到在寫作過程中，為克服單視角敘述帶來的主觀性，他盡可能將人物放置在與他人的互動與交叉中描寫，并且不將人物樹立成完美的弱者形象。“書中的許多人具有喜劇性和悲劇感的極致張力。他們以自身的承擔和能量消解了我們產(chǎn)生的悲憫之情，呈現(xiàn)出更多明朗的色彩。雖然生活很沉重，但他們有自己的主體性，并非完全被生活碾壓。這是比純粹展示生命中的悲愴更值得尊敬的，也是我想要書寫他們的原因。”袁凌如是說。

思南讀書會NO.456

現(xiàn)場：戚譯心

直播：張師恒

撰稿：蔡圣輝

改稿：郭  瀏

攝影：遲  惠

編輯：鄒應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