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至右為金理、楊怡芬、方巖

撰稿：魯法浩

9月9日下午，小說家楊怡芬攜長篇小說《海上繁花》與青年評論家、思南文學副主編方巖做客思南讀書會427期，與讀者分享八十年前“里斯本丸”號的沉船故事。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金理擔任主持。

像帶魚一樣古老而新鮮

1942年10月，日本軍隊征用“里斯本丸”號客貨船押運1800多名英軍戰俘從香港返回日本，途經舟山附近海域被美國軍隊發射的魚雷擊沉。中國漁民不顧自身安危，劃小船救起384名英軍戰俘。楊怡芬的新作《海上繁花》便是以此真實的沉船事件為基點，呈現了中英兩國人民在戰火中結下的深厚情誼，展現了中英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的堅定決心。

楊怡芬

問及創作緣起，楊怡芬回應，第一次在報紙看到這個故事后，她非常感動，“就像金理老師剛剛提到的照片中的帶魚，銀光閃閃，古老而新鮮。“她不斷反問自己，如果設身處地，能夠去救人嗎？她想厘清漁民勇敢營救戰俘的原因，還有戰俘被救后，漁民如何隱藏他們再送到重慶。“所以，是感動和強烈的好奇心引發了我巨大的熱情，便開始寫作。”楊怡芬說。

金理認為，書中細節描寫十分到位，讓讀者對人性有全新的認識。比如漁民駕船去拯救英國戰俘時，一個戰俘發出疑問，換作自己，他會來救嗎？漁民到底是什么樣的心情，冒著巨大的風險救素不相識的外國人？后來，小說中的翻譯說到這樣一句話，在漁民眼里，只要是在海里行將覆滅的一個生命，自己便有責任去營救。

金理

此外，細節不僅讓故事情節更加完整，還增加了可信度。比如，書中詳細講述了島上的西醫如何救治發燒的人，以及被救的英國人如何將路費匯給東極島上的救命恩人。金理說：“作者做了大量案頭工作，一筆一筆落實到小說當中去，為小說落實‘物資’。”

限知視角下的傳統故事

談到閱讀感受，方巖講述了印象深刻的兩點，一是戰爭對人性的改變。比如條約規定運送戰俘的船要懸掛紅十字的標志，但是日本人為了給敵方設置陷阱，故意不懸掛。

二是故事的層層堆疊。作者在故事中不斷去挖掘史料，重建歷史與當下的關系，去理解歷史的復雜性，“小說中不斷用人物視角去置換，‘換作是我，我會不會去救人’，體現出對普世人心重新的反檢，由己及人，換位思考。

方巖

方巖說：“站在今天來看，歷史問題很復雜。但重新反思并不是單向的，從歷史角度理清線索，其實更有利于今天進一步思考自身處境。”

楊怡芬回應，她希望通過這本書告訴世界，中國也是二戰中的重要一環。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代價，但是面對世界的態度始終是友好、接納、和仁慈的。中華民族熱愛和平，同時也是一個勇敢而不狹隘的民族。

現場讀者

她說：“雖然這是個傳統故事，但我是用現代的限知視角來講述，即人物只說他們知道的事情，只看到他們眼前窄窄的一片，就好像每個人手上都有一個手電筒，在暗夜里走路，只照亮眼前的地方。小說里每個人物，他們得到的信息、說出的話都限于他們的認知。”

漫長而勻速的寫作

金理談到，小說有兩條脈絡，一條是中日男女青年的甜蜜戀愛，另一條是“里斯本丸”的沉船事件。他向兩位嘉賓提出，為什么會設計這兩條故事線索？

現場讀者

作為讀者，方巖談到，一方面，當歷史事件涉及眾多無辜生命時，如果平鋪直敘，難以把握敘述語調和價值觀，“一不小心就把歷史事件寫成獵奇，用獵奇塑造作家自我的道德感和崇高感，容易陷入道德陷阱。”另一方面，中日男女青年的戀愛表面是一個愛情故事，背后隱藏著歷史的幽靈如何回蕩在當下的日常中。如果想處理當下，只有正視歷史，認識到復雜性才可以繼續前行。

作為創作者，楊怡芬說：“兩條線的設計是為了構造一個完整的故事。小說虛構了一個寫作者“我”，一部分是“我”與日本女生香織的相識、相知、相愛。另一部分是“我”寫了三個小說，帶著這三個小說到香織家里求親。”同時，她談到，自己的寫作漫長而勻速，“可持續的慢有兩個好處，一是可以讓自己與小說有更長時間的接觸；二是敘述語調的穩定。”她說：“寫作就跟打游戲一樣，虛擬而又真實，如果能遇到幾個全心投入的讀者，我的幸福將是雙倍的。”

讀者提問

金理談到，面對歷史的幽靈，不應閃避，也不應自以為是，而應該時刻警惕，緩慢而鄭重地反思。他說：“這也是小說所提供給我們的人性認知的兩面。一方面很樸素，不管什么情況都要先救處于危難中的人。另一個是，我們在日常環境中是否可以保有善意，克制無名的火焰，多多反思。”

思南讀書會NO.427

現場：王若虛

撰稿：魯法浩

改稿：陳  思

攝影：遲  惠

編輯：鄒應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