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秘之戀下的戰時德國

從左至右為王瓊穎、葛軍、徐之凱

撰稿：周欣怡

8月5日下午，華東師大學者葛君、上海大學學者徐之凱、蘇州大學學者王瓊穎做客思南讀書會426期，圍繞新書《隱秘之戀》，探討二戰背景下的德國社會。

重讀二戰德國

《隱秘之戀》梳理了德、法等六個國家的檔案資料，從二戰期間德國婦女與盟國戰俘的“隱秘之戀”入手，開啟一段塵封已久的小人物歷史，揭開了戰時德國大后方社會的真實面相。

葛君

葛君表示，書中關注到戰爭所帶來的社會變化對男女關系的影響以及納粹對于國家權力和家庭父權的態度，展示了戰爭時期后方德國的復雜性，為重新認識納粹德國提供了豐富資料。

王瓊穎

王瓊穎坦言，這本書打破了她的固有印象,“我以為戰俘營是封閉強制隔離的場所，戰俘是被完全剝奪人身自由的群體。很多時候，我們把戰俘營和集中營畫上等號，但實際上不是這樣。”她認為在這些戰俘與德國女性的日常交往中，可以窺探到納粹德國的司法體系、種族政治、語言等各方面。

徐之凱

作為二戰史的研究專家，徐之凱談到，隨著時代變化，對于二戰歷史的解讀視角也不斷變化。《隱秘之戀》講述了戰爭時期不同人群相互接近、相互融入的一段歷史。在戰爭中，德國女性面臨著家庭缺位，而戰俘處于一種不正常的生活環境中，他們都需要尋求一種正常生活的感覺。

他說：“他們不斷接近，以此抵抗納粹暴政。他們也許沒有直接的破壞行為，但是這種關系的存在以及堅持，就已經動搖了納粹信仰的根本。”

從家庭監獄到集中營

王瓊穎談到，在這本書的案例中，婦女大多社會地位低下，受教育程度不高，并未接受過納粹的黨性教育。因此，她們所做出的選擇更多遵從于生理與心理的需要。在生活的壓迫下，這是一種自發的選擇。

現場讀者

在徐之凱看來，納粹的種族歧視首先是一種性別歧視，在這一問題上，納粹從未自圓其說。他們一方面發動女性參與納粹政治，另一方面卻不讓女性介入真正重要的生產活動，“對于德國女性來說，納粹的女性政策是敵視的，是把她們看成提防管理的對象。對女性而言，戰時的德國就是一個巨大的監獄，只不過是把女性從家庭監獄轉移到其他集中營里。”

現場讀者

“我們不光要考慮德國女性在二戰時期的角色問題，還要考慮戰俘為何會填補到德國生產當中。”王瓊穎認為，這與當時的勞動力政策有關。因為經濟導向轉變，德國把大量男性勞動力投入到軍備制造業上，民用建設的勞動力極度缺乏。

“德國不是婦女能頂半邊天，而是頂一整片天。女性在這個時期，扮演極其重要的經濟角色。” 王瓊穎說。

千瘡百孔的統治

王瓊穎談到，納粹的統治千瘡百孔。國家政策規定歸規定，實施歸實施，落實到生活中無法對整個社會進行有效控制。國家統治主要就是靠喊口號，而口號更多是國家層面的一系列政策，沒有落實到地方。他們沒有一套明確的可以對應到基層的辦法，自身理論在上臺前后也大相徑庭，使得德國更加混亂。

對此，徐之凱表示贊同。他談到，希特勒不是完全從自己制定的原則出發來解決問題，在具體治理中，他所強調的問題都沒有得到落實，“希特勒對他們未來前途沒有清晰方針，很多是畫了一張大餅，憑著戰爭的勝利化解矛盾。一旦法西斯戰車停下來，原來所設想的一切全都變成泡沫。”

讀者提問

在葛君看來，希特勒的納粹德國的一大目標是要突出父權制在社會中的作用，就是那種一戰前“父親或者丈夫說了算”的傳統德意志家庭結構。納粹德國一方面用現代化的政治手段實施統治，另一方面又要試圖回歸一種前現代的社會傳統，他們的理論是一種縫合的產物。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盟國政策。在《教父》和《英國病人》兩部電影中，同樣是個人情愛與國際政治之間的矛盾，盟國顯得更為寬容。

徐之凱說:“但無論納粹還是盟國，都想對這種情愛做出政治性解答。其實無論怎么解讀，都有悖于歷史真相。即使后果可能有政治影響，但他們之間的接近沒有政治性。這是在二戰畸形的社會環境下，兩個不同人群自然接觸所產生的結果。”

王瓊穎提到，戰后雙方一直試圖對這些事做政治解讀，卻不為德國女性恢復名譽，提供相應補償。

葛君表示，這種客觀效果的抵抗難以界定，無法認定主觀動機，“我們身處和平年代太久，沒有經歷過戰爭帶來的社會變化。也許我們把戰爭過分想象成一場你死我活的沖突，雙方劃清界限。但其實完全不是，可能由于戰爭，雙方反而更容易產生交集。”

思南讀書會NO.426

現場：王若虛

撰稿：周欣怡

改稿：陳  思

攝影：隋  文

編輯：鄒應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