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的景觀：“青春就是冒著煙往前走”
2023年04月26日11:05 來源：思南讀書會 作者：思南讀書會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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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下午，青年作家周嘉寧攜其最新中篇小說集《浪的景觀》做客第387期思南讀書會，與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梁永安、金理圍繞三篇小說，討論了青年的困境、友誼、愛情與夢想，以及上海的城市空間。《浪的景觀》是周嘉寧繼《基本美》出版四年后的全新中篇小說集，近期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全書以《再見日食》《浪的景觀》《明日派對》三部中篇小說，分別從“天才女孩”、地下服飾、電臺文化入手，勾勒了全球化語境下成長起來的“千禧一代”的內(nèi)心特質(zhì)。三篇小說每篇三萬余字，歷時三年才全部寫完。回憶創(chuàng)作過程時，周嘉寧表示曾為極其緩慢的寫作速度感到焦慮，后來開始習慣，“我已經(jīng)非常習慣用這種極其緩慢的速度去塑造一個世界，也以極其緩慢的速度陪伴我的主人公，在我所塑造的世界里成長。”金理提到，第一篇小說《再見日食》中塑造了一位特殊的天才少女，人物背后所關(guān)聯(lián)的歷史風暴和人的關(guān)系非常近，造成強烈的緊張感，似乎與其他兩篇作品風格有所差異。周嘉寧表示創(chuàng)作《再見日食》時的心情非常矛盾。她最初是想寫一個純粹的關(guān)于年輕人的愛情故事，但是寫著寫著發(fā)現(xiàn)寫的漸漸不是愛情了，變成一種很模糊的東西，甚至寫的不是感情本身了，而是一個新的世界來臨時的激動、不安與希望。而這篇小說與自己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班的經(jīng)歷也有著或多或少的聯(lián)系。離開后，她用文學的方式處理了這段記憶，小說里的世界也只是具體記憶的投影。梁永安提到，年輕人書寫海外的經(jīng)歷，在表達對世界的觀察與判斷、在藝術(shù)里勾勒生活時，很難找到優(yōu)秀的范例。但周嘉寧作為作家的四個基本能力，讓她能夠有質(zhì)感地書寫國際主題——感受力能細致地傳達國外的見聞；想象力能夠展現(xiàn)虛構(gòu)背后人性的真實；凝固力能夠捕捉并傳達細微瞬間的張力；傳達力能活用詞語，傳達出人漂泊的復雜與滄桑。他說：“周嘉寧的寫作狀態(tài)是原生態(tài)的。她的筆下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的漂流、人心的相遇。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事，都有身后無法擺脫的東西，都有前方的未知。他們在不確定中找尋與他人聯(lián)系的紐帶。”對于“原生態(tài)”的寫作，金理提到他最喜歡《再見日食》中日本棒球少年去美國初次闖蕩世界時描寫的“月亮照在大地上面”這個細節(jié)。他說：“對于那群初次出門闖蕩世界的棒球少年來說，他們看到一個很美好的世界。盡管未來他們要面對的可能是一連串的挫折和失敗。但周嘉寧告訴我們，那個原生態(tài)的瞬間是這樣美好。”他談到，和其他兩篇小說不同，《再見日食》用追憶的視角展開，寓意著最快樂的時光已經(jīng)過去。回望難免讓人感傷，但在回憶往事、感傷懷舊的中年男人面前，還有一群青年人，懵懂而快樂，把握著他們最好的時代。第二篇小說《浪的景觀》寫“我”和群青加入新世紀弄潮兒的隊伍，在迪美地下城盤下檔口，做起服裝生意。在時代浪潮中，友情、愛情、金錢和夢想被高高舉起，又迅速被席卷，留下一地泡沫。周嘉寧的創(chuàng)作契機是幾年前偶然聽到的關(guān)于北京外貿(mào)市場的播客節(jié)目。她提及整個大學時代是在上海一個外貿(mào)市場度過的。高中時期，西方流行文化迅速涌入內(nèi)地。那時外貿(mào)市場的服裝文化和流行文化息息相關(guān)，蘊藏了強烈的時代性。她說：“我試圖在小說里能稍稍呈現(xiàn)上海外貿(mào)服飾的小小變遷史。同時，劇烈變化的世界讓我意識到，我的人物也要行動起來，走出去，開上他們的車，在地圖上開始旅程。慢慢地，我也跟隨著人物的行動，找到了與世界新的溝通方式。這也是寫作過程中的意外收獲。”梁永安則從小說中看到一種值得一過的生活。他說：“表面上小說在寫青年人為了錢東奔西走，但實際上是一種內(nèi)在澎湃的激情。有激情才有浪，表面的浪再大，內(nèi)心沒有浪，也配不上。青春就是這樣，冒著‘煙’往前走。”他談到周嘉寧的小說總是讓人感覺溫馨，“小說中‘我’跟老謝借錢，老謝也不是富人，卻拿出遠遠超出‘我們’需要的金錢。‘遠遠超過’讓人感動，其實真正的人生遠遠超出金錢的尺度，追求過程中的風浪也是人生的經(jīng)歷，也與青春相對應(yīng)。中年時會經(jīng)不起打擊，放不下積累，只有青春時不用懼怕。這里可以讀出詩意，看到真正的青年文學所具有的內(nèi)在力量。”《浪的景觀》中，三個故事都發(fā)生在千禧年，那時相對復雜的社會形態(tài)讓人容易在意外情況下獲得好運。但這些好運并不會伴隨終生。如何面對好運用盡的一天？是周嘉寧思考的問題。第三篇小說《明日派對》寫的是午夜電臺的音樂節(jié)目主持人張宙，連接起“我”、王鹿、瀟瀟等一群人的友誼，“我們”遍歷世紀初的上海、南京、北京和臺北，在虛擬時空、在長江口濕地，試圖搭建一個關(guān)于音樂夢想的“明日派對”。梁永安回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一個深夜，和幾個朋友念了一整晚的詩歌，從學校倒著走回五角場。他談到，周嘉寧的小說總會引起共鳴，勾起青春往事。但同時，他也提到就像凱魯亞克《在路上》的結(jié)局——嬉皮士一代肆意聚集在一起，最后在珠穆朗瑪峰下老去，青年文化的底層根基非常脆弱，青年旺盛的生命力和建設(shè)社會的向往如何轉(zhuǎn)化成現(xiàn)實力量仍是小說孜孜不倦探討的問題。作為青年作家，周嘉寧經(jīng)常在需要做決定時意識到非常強烈的不確定性，她感到外部世界的快速變化，似乎可以作為依據(jù)的標準如今都已土崩瓦解。她說：“這時我就會產(chǎn)生自我疑惑、自我懷疑，想問一切是怎么變成現(xiàn)在這樣？我需要回到起點。對我來說，這個起點就是2001年申奧成功的夜晚，從那晚開始，我感受到世界的變化。”此外，她補充道，二十一世紀初的十年在她的個人經(jīng)驗中，也并不是一個很耀眼的時代，“這是一個建造的過程。城市景觀是以覆蓋性的形式在更迭。當隧道、高樓建起來后，曾經(jīng)工地挖出的巨洞就會被忘記了。這十年就是這種容易被覆蓋的、碎片化的十年。我希望尋找一些碎片與線索去記錄它。”金理談到，周嘉寧曾在訪談中反復提到，這本書是對21世紀初的“考古”。他表示，作家的考古類似于用想象力把挖出的文物放回地下，感受文物在當時的歷史線上的生態(tài)，想象它所處的日常生活的世界，這和在博物館當做藝術(shù)品仰望它是完全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