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4月23日17:12 來源：思南讀書會 作者：思南讀書會 點擊: 次
張詩揚：
我先講講自己心目中的這本書的形象，但很可能只是一些主觀的看法。這本書的整個編輯和出版流程非常流暢，其實每個節點上卻又花了非常大的心思。因為在編輯的過程中我一直企圖用一個形象或者一句話來概括周嘉寧想在這本書里講什么。而試圖用一句話來概括一本小說這件事其實又是最反小說的行為。
然后在想書的具體呈現方式時，周嘉寧大概翻了有上百個Instagram賬號，找到了這張圖的插畫師，這個插畫師是個日本人，長相和行為都很像一個典型的周嘉寧小說人物。然后我們把這張圖和文案給到設計師陸智昌，并且提供了他很多參考資料。他看了書的內容后說覺得圖有點甜，所以加了一個意想不到卻又情理之中的十字架，最后成為現在的樣子。
這個過程，就好像是作者、編輯、插畫師、設計師，試圖協力登陸一個小島那樣，以不同的方式，盡量去接近這本書的核心，去給讀者盡量描述在他們眼中這本書的形象。但這些描述其實只是一個邀約和一個開始，最后在這本書里能看到什么風景，是屬于不同讀者的自己的旅程。
所以我先講我的描述，再聽周嘉寧會來講她這邊的證詞，而最終我們期待的是讀者對這本書的看法。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我會說，在這本書里，周嘉寧主要寫的是2000-2010年，處于轉型進程中的中國大城市中青年知識分子們的精神世界狀況。她描述了一個明亮輕盈的青年世界，但是又思考了不少沉甸甸的，重大的，和暫時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想先問一下周嘉寧，為什么你的小說會選擇以2000年作為起點？
周嘉寧：
仔細探究起來，我的這一批小說從時間線索上來說大概起源于九十年代的尾巴。里面寫到1997年香港回歸的時候中學里面排練慶祝會的場景，我不知道現在的學校是否還有這樣大規模的集體活動，但相信所有在90年代念中學的朋友們對這樣的場景都不會感覺陌生。課余時間在操場上反復的操練，演出那天天還沒有亮就起床，統一的服裝，統一的動作，日后再也沒有其他事物可以復制的短暫的驕傲感以及結束之后短暫的失落。我在小說里描寫的那一段慶典其實是1997年10月在上海舉行的八月會。當時我們學校高二整個年級的同學被拉出去參與開幕式的彩排，即便多年以后再提及時，大家會質疑這種集體主義的意味，但是當時我們無疑是羨慕他們可以不用上課，并且由于申花隊當時也在同一個體育場訓練，他們在彩排結束后還能幸運地看到喜歡的球員。
我這段時間因為工作的關系重新讀了兩遍《繁花》，最喜歡并且反復想去翻閱的始終是90年代的部分，成年人所經歷的90年代更具體也更意味深產，比我記憶中的時代要精彩和復雜很多。我在當時作為一個少年，更像是淺淺一瞥，稍稍領略到一點點時代的芬芳。
1998年我在《萌芽》雜志上讀到一篇很長的文章，作者是殳俏，寫的是她當年考復旦文科基地班的經歷。90年代后半期大概是實驗教育最興盛的時期，我的整個中學時代是在一種教育改革的氛圍下面度過的，我也是在各種失敗的實驗班里一路長大的，卻因此而遇見了幾位非常不一般的老師。殳俏的文章把基地班的報考寫得猶如一場青春的冒險，后來我記得等到我自己去面試的時候，也是和她一樣，從靜安區出發，在冬天來到復旦考試。據說中文系的教授們會一字排開提問。我只準備了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他們問我最愛看什么書，我會說是麥田里的守望者。即便后來種種實驗班都宣告失敗，但我確實是在那種突破規則和制造規則的教育氛圍下成長起來的。
2000年去復旦報道的時候，看到領操臺后背用大字刷著：THE FUTURE IS NOT SET。再過了一年，這行字被涂掉了。但是我想我們那批學生大概從來不相信未來是可被限制的。那年的復旦是配得上“培養自由而無用的靈魂”這句話的，但是對于我來說，那句話只有在2000年世紀初的復旦有效，如今即便我心里會想起這句話，卻也因為時代的變化所造成的各種歧義和過多的詮釋，讓我再也不愿意與任何人談論。
張詩揚：
讀完整本小說我的感受是，在這個全世界都走向保守和持重的歷史進程中，周嘉寧作為小說家，在試圖回到一種屬于世紀初的英雄主義和樂觀情懷之中，去尋求一些對于此時此地的問題的解答。想請你講一下你所認為的世紀初的青年人所擁有的特質，以及那是一群怎么樣的人。
周嘉寧
周嘉寧：
我很喜歡2000年左右的《城市畫報》，我記得我大一那年接到一個電話，城畫的三個記者要來上海采訪，想找一個土著年輕人帶我們玩玩。我雖然是土著上海人，但當時的我年紀很小，并不知道哪里好玩，熟悉的地方只有蘇州河沿岸，所以我就帶著他們沿著蘇州河走了一個下午，路過很多垃圾碼頭和棚戶區，他們竟然也興致勃勃。到了晚上他們說要去街機房玩，我從來沒有去過街機房，覺得那里是另外一個平行世界，但是也很有好奇心地跟著他們去了。結果他們在那里隨意地認識了三個打游戲的年輕人，確定下來了采訪的主題，在接下來的三天里，跟著這三個年輕人幾乎吃住在一起，做了一個萬字篇幅，跨了好幾個頁的長篇報道，關于三個打街機的普普通通的年輕人，我也因為這個關系，與他們所有人成為朋友，之后擁有了一段漫長的友誼。
2003年《東方早報》創刊，正好是我大學的實習階段。東早當時每周五都有一份100頁的特刊，只賣一塊錢。為了做這個特刊招了一群年輕人，所以我的不少朋友都去了那里工作。我不知道現在大家是否能夠想象那種情景，一群剛剛畢業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大家興致勃勃地創辦著新的欄目，欄目的自由度非常大，很多人會有一種年輕人所特有的自己在為歷史寫上一筆，或者正在創造某種新紀元的感覺。當時東早的辦公室在延安西路的報業大樓，我實習的地方在他們樓上，是一個之后很快就要倒閉的周刊。我當時很羨慕他們，有種少年羨慕成年人干大事的感覺，我總能夠在電梯里遇見他們，可以明顯感覺到他們的精神面貌和我們樓上周刊的那些人是不一樣的。他們大部分人都租房子住在附近，過著某種類烏托邦的生活。那會兒的編輯做什么的都有，有做音樂的，做網站的，geek，攝影師，設計師。就是一種論壇時代的實體化再現。大家玩在一起真的會有一種一起占領世界的錯覺。然后也沒有固定的上班時間，時間都是顛倒的，覺得特別酷，又好像其實一直在玩，并且一直在創造。有一個情節我寫到小說里，當時一個朋友在東早做編輯，我常常幫他寫一個類似于上海地理的專欄，我們就會一起去一些奇怪的地方游蕩，有一次他說想寫寫復興島公園，據說那里有一個廢棄的兵工廠。但是那一個星期我們都因為玩得太高興而沒有去。等到出刊前，我們就虛擬了一篇復興島公園的文章，煞有介事地描述了那里幻想中的一切。結果我至今都還沒有去過復興島公園。但是那個地方在我心里是一個非常美麗，非常了不起的公園。我記得我還有一個外灘畫報的朋友說她有一次虛擬了一個藝術展覽，詳細寫了里面的作品，虛構了參展的藝術家資料。我覺得當時的媒體最好的地方在于，它留給年輕人一些空間，和一些開玩笑的可能性。
張詩揚：
你在北京發布會的時候說，世紀初那幾年之后，你周圍開始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移民潮，上海和廣州的一小部分創作者向北京移動，你也是其中的一員。也講到了你2007年遇到的朝陽音樂節，以及2008年和張悅然創辦“鯉”的故事。而從更大的歷史上來說，2007年是iphone發售的年份，2008年是奧運年，這都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這些改變也成為你這本小說集的主要質地。你接下來是不是準備了一些關于當時的上海情況的內容？
周嘉寧：
我2003年的時候給《城市畫報》寫過一個有關莫干山路50號的文章。2002年9月，香格納畫廊，丁乙和張恩利的畫室先后從西蘇州路1131號倉庫（那里原來是上海飼料廠的倉庫）搬到莫干山路50號，當時那里是一個很小的工業園區，每平方米每天的租金是4角。我去采訪的時候園區里面的很多廠都還在，曬著工人的棉毛衫褲，張恩利的工作室旁邊是金屬加工廠，很吵。房東和藝術家的簽約都是兩年，當時整個城市都在拆房子，在那幾年里整個上海感覺都是一個巨大的工地。復旦門口在修中環，我家長壽路門口在修地鐵，沒有人能清楚兩年以后的情況。所以藝術家都只是簡單刷個墻，地上抹清漆，隨時準備要撤離。臨時和無法固定的氣氛大概從那個時候起便停留在我心里。我之后在莫干山路后面的小區斷斷續續住了很多年，那一片可能是上海最龐大的小區，也是《繁花》里面寫到的以前的潭子灣。我是眼睜睜地看著它從一個光禿禿的新建小區，租金只要2000不到，到現在租金要將近一萬塊，小區里面的樹木都慢慢長大了，記錄著時間和變化?，F在莫干山路50號被簡稱為M50，靠近蘇州河邊正在建造一個龐大古怪的建筑群，是英國建筑師Heather Wick的作品，他曾經設計過外灘金融中心和世博會的英國館。
我在上海的活動版圖曾經很大，始終在搬家，動不動就去很遠的地方。記得有一次從浦東坐著卡車搬家到浦西，過南浦大橋的時候確實有一種年輕人所特有的我們將占領這個城市的驕傲感。
前一段時間，新世相有一個視頻在朋友圈被很多人轉，大致講的是凌晨四點的上海。我對凌晨四點的上海特別有感情，于是一直沒有勇氣打開看，很怕看了會失望或者失落。因為二十歲的漫長時間里總覺得凌晨四點的上海是我的，是我和我的朋友們的。我想起這些的時候又從網上搜索了這個視頻，結果看到一段介紹說的是南浦大橋那個著名的彎道，還配了一個鏡頭是轉彎的時候出租車里的年輕男人因為離心力稍稍靠在女孩身上。我還是關閉了網頁。那個彎道真熟悉，很多個凌晨我坐公交車或者在人民廣場拼黑車從這個彎道回到浦東，在車上困得睡著了，最后會被這種離心力晃醒，睜開眼睛外面是來自江面的風，和一種非常遼闊的青春感受。絕不會讓這種感受被損毀或者覆蓋。
上個星期看到熊小默在他的微博上發了一段錄像叫《二十世紀男孩》，我們在2008年左右的上海有過有一段短短交集，之后的那段時間里，他和其他城市的很多文藝青年一樣往北京遷徙，與我在北京居住的時間也有部分重疊。當時的整整一年里面，他每天晚上零點到三點出門拍照。長時間曝光，每張照片耗費30分鐘，每個晚上只能轉兩次景，記錄的是一段平行世界的時空。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身邊的同齡朋友紛紛想起上世紀末或者本世紀初的十年里做過的事情。仿佛那些事情真的有點重要或者終于形成了某種映射。
還有一位朋友曾經在凌晨浦東空曠的馬路上拍踢足球的男孩，一直踢到天亮，作品的名字叫《從上世紀來》。后來這個作品在當年的一個展覽上展出，還煞有介事地搭建了一個小小電影院，印了真正的電影票，然后展覽到一半的時候被政府部門的人關了整個場地的電閘。那個時候演出也好，展覽也好，好像常常碰到類似的情況，停電啊，突然被勒令關閉啊等等。大家也就平靜地散場，好像都在規則的疏松間愉快自由地活著。
嗯，這些是我的凌晨四點記憶。也會想起My Little Airport樂隊的《五點去看天光墟》，唱的是想要清晨五點去看天光墟，但卻找不到朋友同行。大致也是這樣的心情。
張詩揚
張詩揚：
你在北京的發布會上說過2008年由于開始做《鯉》，在北京遇見了各種形態的年輕人，感覺自己在奧運會之后的一段時間里參與了一種小規模的文藝復興，這種感覺在2010年世博會之后的上海又重新經歷過一次。因為你說過，2010年是你這本小說集所想討論的時間段的終點，接下來想請你談一下2010年的上海。
周嘉寧：
由于世博會要建造場館的緣故，我最愛的一排泡桐樹被砍了。之后我有五位朋友集資在靜安別墅開了一個叫2666的圖書館。這些事情是同時發生的，一邊在拆除，一邊在創造。一邊是龐大的不可逆的規則性摧毀，一邊是縫隙里的生機勃勃。2666圖書館存在著的時候，上海整個青年文化圈的人都光顧過那里，也總有編輯帶著來自各國的作家來做講座，但它身處民宅，并沒有經營許可，到了后期周圍的居民非常困擾，而圖書館也經常收到來自相關部門的警告。靜安別墅在那一段短暫的時間里曾經出現過很多文創類的小小單元，正符合當時初級階段文化類青年創業者的需要，不過這一切在早幾年就連同2666圖書館都因為不合法經營而被取締了，靜安別墅也重新恢復成居民區的基本模樣。而我在當時選擇回到上海，自然也有工作和情感的因素，卻同時也明確感受到，在上海有很多事情正在發生，朋友們都積極快樂，我迫不及待想回來加入他們，不想錯過。
不過說起來當時也沒有意識到很多瞬間是絕不可能以任何形式被復制的。再回到2001年的北京，那天傍晚馬路上的人都在匆匆忙忙往家里趕，我和同學待在地壇附近的旅館里等著看晚上申奧的直播。其實那段記憶已經變得很模糊了，但記得那天晚上似乎全北京，全國，全世界所有人都在家里看電視。有一種既期待又肅穆的氣氛。然后等薩馬蘭奇公布結果的時候，我的同學就已經套上衣服往門外跑了，我就跟著她跑，然后叫了車，也想不起來有沒有去中華世紀壇，因為據說領導人會在那里接見市民，但我不記得見過他們，所以我可能還是直接去了天安門。出租車在長安街上沒有辦法再繼續前進，于是我們下車步行。后來這段記憶被我寫在《了不起的夏天》里面。在我之后的人生中再也沒有見識過這種集體性的狂歡，所有人都有種樸實的快樂，很多市民騎著自行車，互相打著招呼，公交車停運了，人們站在車頂笑著呼喊。我有時候想會不會是記憶改寫了事實，是不是青春荷爾蒙的美化作用，所以在寫小說的時候還特意去查了資料，翻看了當時的視頻記錄，視頻記錄里面，人們流露出來的眼神是一種非常樸素的快樂和期望。這種純粹的集體性快樂帶給我的震撼非常強烈，而當時的我身處其中或許并不會意識到，這樣的快樂可能是沒有辦法復制下來的，而那個時刻終究會在以某種方式給曾經身處其中的青年人身上留下印記。
思南讀書會NO.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