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在更久之前，唐穎就已‘生活在別處’！”“唐穎好像一直在飛。”說起上海女作家唐穎，眾人的印象一致：這是一位一直在路上的寫作者。以紐約和上海雙城為背景，唐穎新作《上東城晚宴》日前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談到寫作由來，唐穎說：“這個故事在我心里已經發酵了10多年。” 

唐穎初至紐約是在新世紀初，“那半年一直沉浸在前衛藝術的氛圍里，去了50多個小劇場，幾十個畫廊，和不同國家藝術家交往。”兩年后，唐穎又孤身一人重返紐約，一年時間里“見到很多人、遇到很多故事”，“《上東城晚宴》的素材就是在那段時間積累的，雖然我當時沒想過寫這本書，但作家的本能讓我不論走到何處都在拼命觀察。我沒有做筆記的習慣，但在多年之后，那些人、那些事仍讓我難以忘懷，就成為我寫作的動力。” 

《上東城晚宴》的女主人公里約是一個來自上海的自由職業者，她到紐約的目的，并不像前幾代移民文學的主人公那樣，被迫尋落腳、討生活。雖然她并不富裕，卻有著自己的生活軌道。雖然有對物質的追求，對自由、先鋒、豐富多彩生活的向往，也能堅守自己的底線。在面對可以自信掌控兩人關系的藝術家“于連”時，因為女主人公的這種背景，兩人的關系也帶有了挑戰與對抗的精神性質感。 

“我寫的是一個知性女性，因此她最后能夠抽身而退，沒有完全崩潰掉，這就是她的現代性所在”，唐穎說，“一個現代女性有足夠智商和常識，她知道這段關系是短命的，但又被這段關系鎖住，在這段關系里，女性一直在掙扎，這又是沉痛性所在。作為對手的那個男性，他本身的身份地位是復雜的，他是成功的，有一個不可以完蛋的家庭，這個家庭有利益關系，但在這段短暫相逢的關系中，他又自信心十足，覺得可以掌控這段關系，遇上來自上海的知識女性，旗鼓相當的對手，這一段情感就變成一場戰爭。法國新浪潮電影《祖與占》中有句名言，世界大戰結束了，但個人戰爭將永久下去，指的就是這種情感關系。男女關系中的阻力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他們自己相處之間產生的阻力，這個阻力帶有一種內在悲劇性。” 

“唐穎說她是2000年她紐約的，在我看來，她更早已經在那里，在紐約、巴黎等很多地方。”上海作協副主席孫甘露說，這一兩百年來，中外影響無時無刻不在發生，上世紀80年代后，中國文學巨大的轉變在很多人身上刻下烙印，有的是以文體的方式，有的以對現實生活的重新觀察描述，有的同時發生在文體和現實生活記憶兩方面。“唐穎的這部小說適合年輕人讀，也適合心仍年輕、年齡不再年輕的人回望青春；這本小說也可以看作是上海和紐約的對照記，這兩個城市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我們常說上海不僅是一座大城市，還要成為一座偉大的城市，偉大的城市需要有偉大的藝術家，不同國家的藝術家聚集在一起，實際上是紐約的國際性的重要來源，在這方面，上海與紐約的對比，值得玩味。”

“紐約對很多年輕人來說是一個黃金城，不是在這里賺錢，而是給自己賺一個經歷，當他以后過著平庸的生活時，會想起曾在紐約冒險過”，唐穎說，到了紐約才發現，城市的階層鮮明，每個地區、每個街道住什么人，完全不一樣，”大都市是冒險的地方，也是人來人往的地方，在這里可能有一段遭遇，也許這段遭遇會影響你的一輩子，也許只是過眼云煙，我的小說試圖寫出國際超級大都市背景下的人際關系，其實和上海非常呼應，上海現在也在向越來越超級化的方向發展。有人這樣開玩笑，到了紐約，活得最自在的還是上海人。” 

“這部小說如果換一個名字可以叫《朋友的朋友》，女主人公一開始就是赴‘朋友的朋友’之宴，才和‘于連’相遇。”在孫甘露看來，“朋友的朋友”近乎一種隱喻，小說里的人物關系雖然有家庭，有離異的前妻、前夫，但這所有關系從小說中的角度來看，都處在“朋友的朋友”這種關系里，他們所面臨的不是日常家庭，而是家庭的前史或破碎后的處境，彼此都是朋友的朋友，并非最直接密切的，“在紐約這樣的城市，不會碰到和你一起20年30年的人，都是很臨時的關系。臨時的關系疊加在兩性男女感情關系層面上，使得這個關系顯得更加動蕩。這種動蕩具有一種都會性，只有在大城市里才會發生，看似可能性很多，但實際上是嚴重板結的社會結構，這扇門看著一推就開，但誰都不會去推。”

“上海是女作家非常多、實力非常雄厚的城市，她們的觀察面、角度、方法都很不相同，使得上海的女性作家創作呈現出非常豐富、復雜的面貌”，孫甘露說，唐穎是非常上海的，也是非常女性化的，同時又是非常都會、非常支持女性的，她對日常生活充滿細微觀察，小說里寫到的衣食住行社交活動，所有細節都寫得非常用力和仔細，又和人物的處境非常妥帖，“很多小說經不起推敲，這部小說是很可靠的。” 

“我書中的女性人物都不軟弱，她們不會讓自己輸得一敗涂地，我賦予她們的現代性，還表現在她們有能力自救。在真實的人生，許多女性不都是內心懷著傷痛，對著外部世界微笑，在充滿挫敗的生命路途上，必須不斷打起精神，調整表情，讓自己體面地生活下去？”唐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