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5月23日16:12 來源：上海觀察 作者：施晨露 點擊: 次
“來這個講座之前，我又惡補了一番魯迅的小說，但仍然沒有找到很好的路徑完整闡釋魯迅之于小說的關系和意義。”國際博物館日，在魯迅紀念館“樹人堂”，作家王安憶與學者陳思和以“魯迅與小說”為題開講，王安憶的開場白十分坦率。
王安憶和陳思和在講座現場。
位于魯迅公園內、距離魯迅在上海的故居大陸新村等不遠的魯迅紀念館，是王安憶從小到大時常前來的地方。“小時候來和母親有關，我母親茹志鵑是位作家，常常需要接待外國來訪嘉賓，尤其是日本作家，他們對于魯迅非常尊敬。等到我也成為一名小說作者后，我就像一位年輕的地陪，對于幾乎所有到訪上海的作家來說，魯迅紀念館是必到的地方。”王安憶說，頻繁造訪令她對魯迅紀念館的展品、展陳變化十分熟悉，而她在擔任復旦大學中文系創意寫作專業導師后，所開的小說實踐課，每年的第一個作業都是布置學生到上海某個地標看看，寫一部小說的開頭或輪廓，“去過田子坊、1933老場坊等很多地方，有一年的地點就是魯迅紀念館和魯迅故居。魯迅故居包含著許多小說的因素，它是魯迅寫作的地方，也是上海典型中產階級的住宅，它和周圍的關系、這么多年的變遷，都充滿了小說可寫的空間。”
那年的作業，有學生想象了魯迅、許廣平和海嬰一家與從北京而來的朱安同住一個屋檐下的場景，王安憶贊許這個設定充滿豐富的擴展空間，但也隱隱覺得“這似乎對于魯迅是一種冒犯”，“在魯迅的小說中，很少出現生活倫常畫面，小說是有世俗性的，但在魯迅的小說中卻難以找到世俗讀者期待的生活場景——他一直是那個嚴肅戰士的形象。”“魯迅為什么要寫小說？”王安憶說，這是困惑他的問題，魯迅的小說當然是第一流的，“但以他戰斗的人生觀、對社會批評的人物和舊學的積累，小說于魯迅似乎沒有寫作的必要，事實上，魯迅留下的小說作品的確數量不多，篇幅也不長。”
“屈就”，是王安憶找到的魯迅之于小說的關系，“魯迅之所以寫小說，可能還是出于推動新文化的目的。胡適曾說，白話文能否成功，在于身體力行的實踐。對于魯迅和新文化一代作家來說，重要的還是用小說這個形式推動白話文、新文化，讓大眾都有可以享用的語言文化果實。”在王安憶看來，魯迅對于小說寫作十分“挑剔”，“他用詞節儉，對于什么樣的人和事可以進入小說相當挑剔，因為他眼中的大多數人和事都很不堪，寫小說確實難為了他。以同樣身為小說寫作者的心境推想，找到可以作為小說寫作的材料，是最難的事。小說寫作者必須經常挑剔自己的寫作對象，其實挺分裂。”
“如若不是被啟蒙的人物擠壓，如果不是這般戰斗的性格、理想沒有那么宏大，魯迅的小說成就可能更大”，王安憶說，作為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作家，他們這一代小說寫作者所繼承的源流并非從傳奇、話本而來，更多的是受到“五四”一代小說的影響，“‘五四’小說與之前的社會小說、民國小說最大的不同是，小說中有了一個‘觀看者’，去‘看’世間百態，而之前的小說都是身在其中，沒有人出來‘看’。有了和敘述對象拉開距離的敘述者，是我們從‘五四’小說中繼承下來的東西。”
“世界博物館日”，魯迅紀念館舉行“博物館之夜——魯迅作品名家誦讀”活動，曹雷等朗誦表演藝術家與市民愛好者共同朗誦“魯迅與上海”相關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