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2月23日13:42 來源：創作評譚 關聯作家：陳東東 點擊: 次
“詩歌就是生活”，這個曾經由羅伯特·潘·沃倫說出的句子模仿定義樣式，也許的確可以是詩歌的一個定義。而在我隨手拿到的一本詞典里，“生活”被定義為“人類生存過程中各項活動的總和”，并且補充強調：“尤指謀求幸福的各項活動的總和。”這讓我想到另一位美國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在其論詩隨想錄里寫下的一句話：“地球上的最高追求是對幸福的追求。”那么，“詩歌就是生活”定義了這樣的詩歌活動：去追求最高級的、可以名之為幸福的那種人類生存狀況。
在這里，詩歌既總體性地泛指人類的詩性想象和創造、人類文明和文化判斷中的詩情和詩意，也具體地去確認那種用語言（用非比尋常的思維語言和表述語言）對詩性想象和創造、詩情和詩意的呈現。詩性、詩情和詩意之于人類生活，從來就是無可替代的關鍵詞，在我看來，它們如果不是因語言而成立的人的出發點，也會是人的目的所在。“詩歌就是生活”，說得如此精煉，并且精確地回答了詩人何為的問題—一代一代人的存在和發展、對名之為幸福的最高追求，有賴于處身于各自時代的詩人去發現和發明、去尋找和修復、去重新發現和發明詩性、詩情和詩意。這是語言的發現和發明、尋找和修復、重新發現和發明，更是人類生活的發現和發明、尋找和修復、重新發現和發明。
在此意義上，我愿意把那種“最高虛構”（是否“最高追求”的同義詞呢？）的詩歌寫作比作純數學，它幾乎是不為絕大多數人所理喻的神秘和神圣，并且仿佛不可能立即直接地為這個世界的事務所用。在時代生活里，看上去，精英化的詩歌總是被冷落、被邊緣化，但是，須知，作為一種普遍人性的詩歌之應用，就像每個人都需要的算術，就像物理、化學、經濟學里的運算，總也離不開純數學原理；人們的寫作，文學的、非文學的，人們的各種藝術行為，乃至建筑、裝修、設計、廣告、展覽、時裝、化妝、旅游等諸多方面，實則統攝于嚴格意義上的詩歌想象和創造所提供的詩性、詩情和詩意原則。“詩歌就是生活”既為前提，詩人就相應地為這個世界而工作。
二
我想起去年深秋在麗江，我曾被要求就“我們的寫作—世界之內還是世界之外”這個話題說上幾句。那時候我剛寫好一首《宇航詩》，就說宇航這件事情，好像很方便地就顯現了世界之內和世界之外這樣兩個空間。我們可以把地球大氣層以內當作我們的世界之內，地球大氣層以外當作我們的世界之外。世界之內是一般人能夠觸及的現實世界，世界之外則是推測、想象的世界，是超現實的世界。
宇航，則正可比作我們的寫作。我有時候愿意把航天局看成一個騙局，心想也許他們說的一切都是虛構。的確好像有人說美國人登上月球并沒有真的發生過，登月直播只是在電視臺里的真人秀。這就比較好玩，譬如說如果那些專家一會兒說冥王星是行星，一會兒又說不是，說火星上有水，說多少光年以外有一顆跟地球幾乎一模一樣的星球，但是我們的壽命不支持我們航行到那兒去，等等，不過是編造出來讓大家開心或不開心的，我們就可以把這幫專家視為非常有想象力的詩人。當然這樣想是為了更讓我覺得它跟寫作的相像。寫作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從世界之內去想象世界之外，去發現世界之外，把世界之外納入世界之內，擴展我們的世界之內，然后又從新的世界之內再次出發，投身進新的世界之外。
以前，當專家告訴我們說太陽是圍繞地球轉的時候，世界之內和世界之外是一個樣子；專家后來說其實地球是繞著太陽轉的時候，世界之內和世界之外的格局就完全不一樣了。我認為寫作要做的也應該是這樣的事情。寫作的航天器從世界之內發射出去，到世界之外，帶回世界之外的消息，無論真實的還是虛構的，都會豐富和擴展我們的世界之內。朝向世界之外的寫作也是為了說出我們的世界之內，這就跟有的航天器把我們地球上的聲音、音樂、語言、文字、物質、元素帶往太空，期待被有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收到和看明白，并終于找到我們一樣。我們的寫作既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各種各樣可能的未來。我們的寫作，可能是在世界之內和世界之外間的穿梭往還。在這種穿梭往還里，寫作一方面改變著世界之內和世界之外的邊界，一方面也改變著寫作本身。而這些改變既是生活的內容，又是對生活的糾正，它仍然要說出—“詩歌就是生活”。
三
它還讓我去焦慮我們眼前那個重大的生存困境—這會是更急迫的“詩歌就是生活”的難題。杜甫有一句詩：“國破山河在”，我們現在的生態狀況，說極端點，大概卻已經“國在山河破”了。我認為真就有這么糟糕—北京的霧霾，蔓延得到處都是的霧霾，正是這“山河破”的一個最突出的表征和最嚴重的狀況。說得更沉痛一些，霧霾讓我們像是活在一個空前巨大的毒氣室里。這帶給我一種新的絕望。我在上海出生，在上海這個被稱之為“魔都”的大城市里活了五十幾年，然而說實話我不喜歡都市生活，一直寄希望于鄉村生活，寄希望于風景、山水。我寫過很多有風景和山水的詩，那些詩在很大程度上跟我的生活現實形成反差，說它們是一種對抗也并不過分。后來我試著移居到離風景和山水比較近的地方，我把我的書房搬到常熟虞山腳下，正對著四季蔥翠的山色，還很得意地把我在常熟的書房命名為“見山書齋”。它在我的生活歷程里有一種象征意義，讓我覺得“魔都”也許是可以逃離的。顯然，“魔都”之所指，已經并非現代化的大都市上海或以上海為某種典型的生存和生活形態，而是它背后某些被追尋、乃至被追尋過度的價值和詩意。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這些代表時代進化和進步的價值和詩意促成了生活、生態和生存之惡。我們面對這樣的現實：霧霾來了，風景不再，山水可以說完全給敗壞了。對我來說，“見山書齋”變得沒啥意思了，霧霾把大好河山全都變成了“魔都”……但其實還要可怕得多，我前面說了，毒氣室！—我這么說的確因為聯想到了奧斯維辛的毒氣室，進而想起那句咒語般的提示：“在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阿多諾用這句話表達了他深刻的絕望。
當霧霾把我們的生態變成空前巨大的毒氣室的時候，我也能體會到相仿佛的絕望。就像奧斯維辛的野蠻不能不說是文明之惡的果實，霧霾這種野蠻，也不妨說是我們一向在追尋乃至追尋過度的價值和詩意的一個惡果。如果詩人對奧斯維辛的野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不想舉埃茲拉·龐德那樣的例子，我說的還不僅是在那種意義上的詩人有其罪責），那么，我們如今生活在一個讓人窒息的生態里，詩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無論如何，詩人有責任為他所處的時代描繪生活、生態和生存的藍圖，我們現在的處境如此，一定跟詩人描繪的那份藍圖在什么地方出錯有關。
我還想提一下我寫于去年的《宇航詩》。20世紀80年代的我時候也寫過《宇航員》這樣的詩，涉及宇航員在宇宙星際間的孤獨和萬古愁，折射人類生存的處境、人類生存的未來等主題。不過那首《宇航員》是以人類向往宇宙和到宇宙去追尋為基調的，我去年寫的那首《宇航詩》，卻是以人類的逃離為基調。我想象人們向外太空的發展將會是一種迫不得已，因為照目前這種態勢，地球的生態很可能早晚再也不允許我們生活和生存。而很久以來，逃離的確不是主流詩歌意識形態所贊同的價值和詩意。當初陶淵明唱出“歸去來兮”，他寫下的那些田園詩有逃離的基調；謝靈運發明的山水詩，其動機和基調也是逃離，這些山水田園詩都曾被埋沒過。杜甫則得到更多的贊賞，他以《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這樣的詩句描繪的理想藍圖，更合乎時代進步的價值和詩意。如今房地產那么興盛，廣廈千萬間已不在話下，可是正是在建成千萬間廣廈的進程里，生態遭到極大的破壞，霧霾讓人都不知道怎么呼吸了，有千萬間廣廈可住好像也沒什么意思了，天下寒士都住進了被裹于重重霧霾的廣廈，想來也很難“盡歡顏”了。當初陶淵明和謝靈運還是有地方可以逃離的，他們逃向田園詩和山水詩，其實正是為了處理他們所面對的生活，包括諸多人生問題、社會問題和現實問題。在他們那里，逃離成了一條進取之路。我們現在碰到的局面，在許多方面實在比他們更加糟糕。我們甚至沒辦法逃到田園和山水里去了。在霧霾時代，詩人并不能簡單地去描繪一個關于生活、生態和生存的田園山水詩的藍圖。可我們大概也反對不了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這樣的藍圖，那仍然是一個值得去追尋的詩意理想。很可能，詩人要學會用逃離的方式追尋……
許多年前，讀奧登《論讀書與批評》這一束隨筆的時候，我對其中題為《伊甸園》的一組不妨稱之為散文詩的文字迷戀又迷惑。它描繪的生活、生態和生存環境的藍圖有點兒古怪，它的意義也以古怪的方式被我體會著。我開始理解為什么奧登要把《伊甸園》置于他的論說文章里了—它差不多也可以是一篇“詩歌就是生活”的詩論，全文如下：
風景
像奔寧山脈那樣的石灰巖高地加上一個至少有一座死火山的火成巖小地區。一條陡峭的鋸齒狀海岸。
氣候
英國式的。
居民的種族來源
像美國那樣形形色色，但北歐日耳曼族略占優勢。
語言
其來源混雜如英語，但有高度的曲折變化。
重量單位及計量單位
不規則和復雜的。沒有十進制。
宗教
有點散漫的地中海式羅馬天主教。有很多本地圣徒。
首都的規模
柏拉圖的理想數字，約摸5004。
政府的形式
絕對的君主制，經抽簽選出，終身制。
自然動力的資源
風、水、泥炭塊、煤。沒有石油。
經濟活動
鉛礦、煤礦、化學工廠、紙廠、牧羊、種菜、溫室園藝。
交通工具
馬和馬車、窄軌鐵路、運河駁船、氣球。沒有汽車或飛機。
建筑
國家：巴羅克風格。教會：羅馬風格或拜占庭風格。家庭：十八世紀英國或美國殖民地時期。
室內家具和設備
維多利亞時代的，但廚房和浴室盡可能布滿現代裝置。
正式服裝
1830和40年代巴黎時裝。
公共資訊來源
閑話。科技及學術期刊，但沒有報紙。
公共場所雕像
僅限已故的著名廚師們。
公共娛樂
宗教游行隊行贊美詩、銅管樂隊、歌劇、古典芭蕾舞。沒有電影、收音機或電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