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7月04日10:06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徐蕭 點擊: 次
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紀念日。在這95年里，中共走過了許多重要的發展階段，延安十年（1937-1947）就是其中之一。
延安，這座在歷史上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因為1937年中國共產黨的到來，一躍成為革命的圣地。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無數知識青年向往延安，克服重重困難奔赴延安。從延安起步，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最終取得了勝利。
在上海市委講師團副團長兼辦公室主任、延安研究專家朱鴻召看來，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第一次思想理論的成熟正是在延安十年完成的，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解決了三個基本問題，即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到哪里去”。6月30日，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紀念日的前一天，朱鴻召做客“思南讀書會”，與聽眾分享了他對延安十年的研究，以及對延安精神的理解。
延安十年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思想理論成熟階段
在取得華東師范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后，朱鴻召長期從事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的社會歷史文化研究，出版了諸如《延安文人》（后更名為《延河邊的文人們》）、《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延安曾經是天堂》、《延安締造》、《天上星星延安的人》等專著。
對延安長達20余年的研究，使朱鴻召看到，延安十年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思想理論的成熟階段。“理論上成熟的標志，不是把一個簡單的問題變成復雜的言說，說得高大上、云里霧里的。一個執政黨理論上成熟的標志，就是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到哪里去。”
這三個問題，在中國共產黨1937年進入延安之前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回答。中國共產黨1921年在上海成立，1931年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政權，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時期無論是名稱、體制，還是話語體系，全部都是照搬蘇聯模式。
正因為完全照搬蘇聯模式，走蘇化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遭遇了挫折，就是我們熟知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從而開始了長征。
“‘長征’這個名詞是結束后才有的，開始叫戰略轉移。轉移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為什么要長征？完全是失敗。原來講失敗主要是軍事上的問題，實際軍事上失敗的前邊，是政治失敗。政治失敗、軍事失敗以后才有了戰略轉移，即長征。
“在長征的一年里，有一個重要問題，我覺得一直沒有講透，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層進行了深刻反思——對中國革命道路的反思。”朱鴻召認為，因為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領導集體、方針、黨章都必須按照共產國際的模式來，“完全是照搬。之后在實踐中發現，照搬不行，所以在長征路上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因為有這種反思，所以才帶來了延安十年理論上的成熟。“舉什么旗？最重要的就是馬克思主義旗幟。走什么路？抗戰之路。到達何處？建立人民政權。”
整風運動是為了提高隊伍的執行力
進入延安以后，中國共產黨找到了明確的中國革命道路，在朱鴻召看來，其標志就是明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找到了自己的領袖。而完成這一過程的方法就是整風運動。
“整風運動把黨成熟的理論轉變為全體黨員干部自覺的行動。當時有句話叫‘理解了執行，不理解也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延安整風運動本質上就是要提高整個團隊的執行力、戰斗力。”
對于這個問題的理解，朱鴻召以飯店、美容院所提供的標準化服務為例解釋道，如果想要提供一個標準化的服務，那么就必須要求每個員工、每個工作環節都是標準化的。現代企業要求員工做早晚操、穿工作裝，都是為了提高團隊執行力。
“整風運動也是如此。在戰爭環境下，執行力就是戰斗力，沒有執行力，不可能有戰斗力，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延安整風在當時是非常成功的。”
但同時，朱鴻召也指出，當戰爭環境轉變為建設時代，尤其是1956年以后，出于慣性和不自覺的執行，戰爭環境下的路線方針政策沒有及時調整，簡單地移植到了建設時代，所以帶來了后來的一系列問題。
“打仗要求執行力，但是搞文學藝術要的是創造力，創造力一定是建立在個體生命的發現和自覺的基礎上。讓每天按照號令來起床、吃飯、齊步走的人搞發明創造是不可能的。”
蕭軍的牢騷恰恰說明延安時代的開放和寬容
盡管時間并非久遠，但因為延安在人們心中的神圣感，使得那個時期與現在充滿了距離，所以朱鴻召一直試圖對延安時期日常生活進行復原。
在最近出版的《天上星星延安的人》一書中，朱鴻召開篇寫蕭軍，僅注釋就有十幾頁。之所以如此重視蕭軍，是因為朱鴻召看到《蕭軍日記》的出版，使得包括不少學者在內的很多人據此對延安有著這樣那樣的誤解。
在日記里，蕭軍對延安時期的生活發了不少牢騷，也提出了責難。在朱鴻召看來，如果因此而否定延安，認為延安時代的生活有多糟糕，那只能說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舉個簡單的例子。唐詩最高峰是李白、杜甫，如果你讀李白的全集，就會看到李白詩歌里有多少牢騷啊！但是你能因為李白詩里的牢騷而否定盛唐那樣的偉大時代嗎？
“恰恰相反的是，李白在那個時代可以發牢騷，正是說明那個時代的開放、寬容和博大。《蕭軍日記》里的牢騷是同樣道理，恰恰說明延安時期允許你發牢騷。
“蕭軍在延安的一個好友叫塞克，曾在毛澤東向文人征求意見時講，凡是有兵持槍站崗的窯洞，他不進。毛澤東聽了后，當天就把從延河邊到楊家嶺所有的崗哨都撤了。”
所以在朱鴻召看來，延安十年，是非常開放的。“在陜北黃土高原的窯洞里，蘊藏著的開放和時尚，是超出我們想象的。”
給延安時代歷史人物以溫度
除了對延安時代整體氛圍的隔膜，因為后設之見，對于當時歷史人物的評價也常常出現偏差，朱鴻召希望能再現歷史人物的骨骼血肉，給他們以溫度。朱鴻召認為，要把歷史人物還原成一個“人”，必須要跳出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藩籬，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談。
對于毛澤東，為什么他倡導的思想理論能夠成為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主干，最近朱鴻召重讀了近十篇毛澤東在長征前在贛南做的農村調查，通過它們朱鴻召豁然開朗，“一下子理解了毛澤東。”
這些調查報告顯示，毛澤東發現打土豪分田地中，并不是大地主對這個政策最反感，反而是小地主最為抵觸。因為土地在大地主的產業中所占比例不大，其家庭財產大頭都是城里的貿易、錢莊，而土地對于小地主則是全部。
“所以，在當時黨內所有領袖人物里面，沒有任何一個人像毛澤東那樣，對中國革命的對象有那么深的了解。毛澤東的任何一個調查報告，拿到今天的大學都可以申請碩士、博士學位。”
另外，在長征前，毛澤東被剝奪了領導權，所以在長征途中，他除了在調查報告的基礎上，對中國革命對象進行深刻思索外，還對自己的脾氣性格和處事方式也進行了深刻反思。
“從各種與毛澤東交往者的回憶錄里就能看得出來，原本毛澤東的脾氣、性格有時是非常暴烈的。他參加會議，如果意見不同，會把桌子都掀掉。并且讓其他同志不能忍受的是，毛澤東很愛諷刺挖苦人。長征一年，他經過深刻反省，到延安后就變成了另一個人，說‘共產黨人一定要學會和你持反對意見的人共事’。”
延安精神和今天是相通的
在生死存亡關頭，經過延安的十年磨煉，中國共產黨最終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延安十年，留下的東西太多，其中的“延安精神”更是充滿活力和生機的寶貴資源。
朱鴻召所理解的延安精神，首先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發揚和光大下的自由與平等。“在當時的延安，自由和平等是所有那代人的價值取向。所有公家人都是供給制，最高的津貼薪酬就是5塊錢，毛澤東也是拿5塊錢。一個家庭生下一個孩子，孩子一個月的生活費就有5塊錢。
“那時候人跟人平等到什么樣的份上？如果想請毛澤東給你簽名，任何一個人，你拿一個本子，本子里夾一個紙條，寫上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學校的，希望毛澤東給我簽字，就有機要通信把本子傳到楊家嶺中央辦公廳的傳達室，然后傳達室送給毛澤東，他空閑時就給你題字，再通過機要通信還給你。”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當時延安音樂系有個老師向隅，1939年7月1日生了一個健康的男孩子，夫妻倆在給孩子取名問題上意見不統一。小孩舅舅柯藍是1950年代上海總工會報紙《勞動報》的第一任總編，當時在延安讀書，看外甥時發現姐姐姐夫吵架了，他說很簡單，寫一封信給毛澤東，讓他起名字。寫信后毛澤東馬上回信了，“建議孩子就叫向延生，如果覺得不合適，你們再起幾個名字，我再幫你們參謀。”
正是在這樣平等的氛圍下，越來越多的人奔赴延安并堅定地留了下來。“那些奔赴延安的人，一開始不一定認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只是單純的愛國心驅動。但是到了延安，這些人基本都被感染了，原因就是看到延安人跟人之間是平等的，所以就堅定地留了下來。”
另外，朱鴻召認為，延安精神還體現在無論是物質還是文化方面的創造精神上。“跟國民黨到西南的那些文化人寫的都是‘何日君再來’，軟綿綿的，如何打仗？而共產黨則是‘沒有槍沒有炮，自有敵人給我們造’、‘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唱著延安的歌，在房子里坐不住，就想沖出去，就想拿一桿槍，跟日本人拼了算了。所以看待延安文化，真不能從路線斗爭、階級斗爭的角度去看，而應該從文化角度看到，它唱出了那個時代最高音最強音。
“在物質上，也有無數的發明創造。當時紙張困難，發明了馬蘭草造紙。還有大煉鋼鐵，最早就是延安。當時對鐵的要求不是很高，造地雷、手榴彈，當時就搞成功了，1958年才把延安經驗推到全國。所以延安真的是充滿了創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