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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30日11:06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吳丹 點擊: 次
兩年前，路內跟70多歲的父親坐下來聊天。曾是工程師的父親說起，上世紀50至80年代，他因為能言善道，在工廠里幫過很多貧困職工申請補助，盡管每月只有5塊、10塊，卻讓很多家庭在饑荒年代得以活命。
這段信息很窄的往事迅速在路內頭腦中蔓生為一個漫長而殘酷的故事。他在想這件事的社會意義，“也許通過文學小說才能攤開來講一講。”一個月的思考、三個月的閉關寫作，路內最終完成了12萬字、橫跨中國50年歷史的現實主義小說《慈悲》。
作為70后作家的代表，路內的“追隨三部曲”(《少年巴比倫》《追隨她的旅程》《天使墜落在哪里》)曾列美國亞馬遜亞洲文學排行榜第一。但他內心隱然有心結，“有一次，有人嘲笑我寫的三部曲是‘磚頭式’的小說，似乎磚頭很不要臉，我想如果我能寫出一本菜刀式的小說，可能會改變這種看法，也可能僅僅讓我自己好受些。”
《慈悲》就是這樣一本菜刀式的小說。路內以一種內斂、審慎的態度書寫父輩的苦難歷史。敘述的語言極為節制、冷靜，整部小說的筆觸與色調幾乎是沉重陰暗的，讀來讓人唏噓父輩生存之悲涼滄桑，感嘆平靜生活的來之不易。
“我想寫一種中國式的善良，甚至價值觀不是很高明的善良。”路內說，他寫著寫著，又擔心自己把善良庸俗化，“我反過來想到一個問題，慈悲這個東西其實沒有理性，它和我們追求的正義是不一樣的，但它仍然在道德上具有一定的作用。”對于這段歷史，路內認為，普通人選擇了遺忘，知識分子選擇了原諒，但事實上，沒有人真的忘記。
路內的小說總是以工人階級為主角，塑造工人知識分子形象。《慈悲》在某種程度上與余華的《活著》有著同樣的價值觀，小人物在歷史的磨難中，都力爭有良心地活下去。
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路內坦言，這本小說有著“余華、莫言、閻連科這一系統的作家存在”，魯迅的《阿Q正傳》則帶給他更多影響，“魯迅以兩三萬字的小說，呈現巨大的長篇小說的體量，是非常了不起的。現在的作家在技術上可以達到，但我們還是缺乏魯迅的能量。不是把它爆炸開，而是用熱脹冷縮的冷的手法，用冷靜法把固體縮成一個固體，或者縮成一個晶體，這是非常厲害的。”
在與路內相識14年的作家張悅然眼里，他是一個純粹的宅男，除了寫小說，與人討論、爭論小說，生活中就沒有別的愛好，“一個人只有這樣完全浸泡在小說里面，他才可以隨時打開筆記本，隨時進入寫作狀態。寫作已經成了路內的一種養生方式，他一天寫個兩三千字，有點像別人打打太極拳的感覺。他擁有比任何人都好的一種寫作狀態。”
對路內而言，一些作家確實會在生命中的某個階段寫出最密集的作品，“比如福克納，他在30至40歲之間寫出了他一生中幾乎所有最重要的長篇。”談及下一部長篇，路內說，寫“磚頭書”仍是他追求的目標，“將來可能不會那么頻繁地出長篇，用四五年出一本書的話，這本書會相對厚一點、扎實一點，寫得好一點。寫得好的作家會留下來，寫得多的作家就沒了。”
第一財經日報：這本小說橫跨中國50年歷史，關注了一段凄慘苦難的年代。在描寫大時代時，有很多是你沒有經歷過的，你如何去寫一個你并不了解的年代？
路內：我經歷過上世紀70年代末，大體能理解那種氣息和溫度。有一部分是寫60年代的，說實話，也還是那批人，我太知道他們面對生活的態度了。有一段時間我被朋友批評說不會寫農民，我就去安徽看那些農民。寫農民并不容易啊，現在中國都在提倡寫都市，都市話語會占優。我當然希望中國能更現代，但對作家來說，曾經的農民、工人(半農民)，并不見得就必須在文學中被消滅掉。
日報：你在《慈悲》中用了慢而節制的敘事節奏，跳過大量細節，這樣做是否會犧牲一些文學性？在你內心，這段歷史是什么色彩、什么溫度？
路內：不會，大量無意義的細節堆砌在我看來才是犧牲了文學性。也有題材上的限制，在寫《花街往事》的時候，我把細節看得很重，因為要再現80年代，但《慈悲》這部小說要跨50年歷史，這種手法會使小說變得超長，甚或難以忍受。我想《阿Q正傳》已經告訴了我們什么是小說的體量感和文學性。寫這部小說時，想到我的那些長輩，大體上都很善良，很聰明，也很無能，如此度過了一生，歷史永恒而漫長，歷史的解釋權在誰手里？人的生命很短，歷史要求那些短暫的人原諒它，但是對個體來說卻沒有什么意義。也是一種難以忍受。
日報：歐寧曾總結，70后作家有一種殘酷加暴力的口味。在《慈悲》中，你是在撫摸父輩的傷疤，寫現實之陰暗，但你最后傳達的不是冰冷，而是溫暖與希望?
路內：也沒有什么溫暖，小說里的人仍然被動地走進了“現代性”之中，他的生命已經到頭了。也許在復生這個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一點希望。寫完之后我想我自己是不是也老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后來想想復生也是70后，如果真的有這個人物，應該和我是同代人。一個后知后覺的作品，談不上溫暖和希望，也許只有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