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國際文化周”在東方“發言（2015）

2015年09月24日16:06 來源：上海作家網 作者：金宇澄 點擊: 次

記得80年代末，大陸對舊建筑的舊部件、舊家具等等都不重視，對岸臺灣卻喜歡，我一個朋友做這方面貨運，生意很好，但是碰到海關突擊檢查，必須把灰塵撲面、形狀不一的舊家什都搬到碼頭上來，等再次裝箱，都會剩下不少，舊門舊窗、舊椅子舊籃子，最后拆得七零八落，甚至用腳揣，硬塞進去關門了事。

1989年，我看到臺灣《光華畫報》圖片報道，記錄大陸這類集裝箱初到的開箱場面，臺灣人員都戴白手套，恭恭敬敬，迎接大陸“垃圾貨”的到來，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些破爛，代表了雙方的傳統，態度卻完全不一樣——傳統是垃圾，還是好東西？我們究竟用腳揣，還是戴上潔白手套，恭敬對待？對大陸來講，傳統確實是久違了——好在這反差沒過幾年，就完全變了，我們的傳統意識開始復蘇。

關于傳統敘事，也是久違了，多年來它一直被批，被否定，我們幾乎忘記它的味道，拭去時間塵灰，這些“陳詞濫調”是否還有光彩？有沒有特殊的文學韻味？是一個被遺忘的話題，在當代與傳統之間，在所謂東方主義對照下，是否可以做一種實驗？比如向傳統話本致敬，是否還有動力？

西方小說可以單寫一人，中國舊小說會寫很多人。西餐是獨一份，自己吃，中國人喜歡大圓桌子吃飯，每個菜都是公共的——無論世道怎么變，中國飯和西餐都不一樣，是無法融合的差別。

西方小說里，人物可以很少，可以大篇幅寫景——中國舊小說習慣寫很多人，走馬燈那么絡繹不絕，寫景則一直簡潔，是因為人那么多，要講那么多的話？包括我自己，一輩子認識很多人，雖有印象，基本也都是在某一階段出現，然后就走了——我們不斷出現的人，是否就等于西方小說不斷出現的風景？

我們學西方一百年，學怎么把“西餐”壓到中國敘事里，學會在小說里“塑造”國人吃洋飯，但對于大部分中國讀者來說——洋人吃西餐是正常的，即使吃慣“西餐”的中國作者，平時也更愿意在大圓桌子前吃飯。

西方著重內心敘事，可能與他們無窮無盡的懺悔傳統有關，國人則熱衷于外在的“話說”，外在的敘事傳統。

因此我喜歡本雅明“放棄心理層面的幽冥”的教導，感到我們的傳統基本性格，基本的審美，直到今天還這樣——比如我們從來不做懺悔，從來互相大聲密集的講話，是流動在血液里的遺傳。

西方理論有這樣的話——當代文學的調性越來越窄，可以到傳統中尋找力量——但我們原來的敘事元素——是否仍是舊房子舊家具？都該被拋棄——仍然按照舊傳統試著來做，是一種孤獨的念頭。

我們效法西方，總是以學生的心態，從內容到形式努力學，永做一個好學生的姿態，形成了小說的某一副面孔；統一普通話的敘事——也形成了文學語言差不多的同質狀態。

我這樣說，也因為做了近30年小說編輯，這行業是看稿比看書多，了解基本創作面——在八零、九零后作者的來稿中，二手的翻譯語言，包括直接閱讀外文原作帶來的影響，時常模糊敘事者的背景——當然這已被指認為是“世界型”寫作——這等于說，一個廚師他不做地方菜，做一種“世界菜”——什么是“世界菜”？見仁見智，我不多說了。

《紅樓夢》林黛玉講：“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確確實實，它們一直是兩種風，來自兩個不同方向。

我覺得，東、西之間永遠是一種對照，不是融合。

西方理論雖有“語言是人的家園”的話，不和諧的評介也一直存在，比如說，國傳統敘事一直是在不入流位置——比如認定了當今中國作家，都因為不懂外語，因此小說都寫得很爛。

——我是否也這樣說：法國或德國作家因為不懂漢語，因此小說都寫得很爛？

——這顯然是小地方狹隘觀念——法國作家也應該必須要懂西班牙語或附近的德語——因為地方都太小了，相互之間該這樣，就等于上海作家要懂杭州話、紹興話、南京話，再遠一點的四川話，西安話，必須要懂。

說了那么多的意見，是前些年讀到一西方譯者說，如今譯中國文學，已不需要查字典了——給我的寫作帶來了某一種情緒——以后接待西方譯者，他們都認為譯我的書很難——我感到很高興——我爸爸是蘇州人，我用接近蘇州口音的改良滬語寫作，耳邊一直有個蘇州老頭喋喋不休開講——蘇州話、包括著名的昆曲，含有不少傳統句子，是一般滬語所沒有的——我知道誰來譯這本小說，會翻爛幾本字典——我為什么這樣想？認定自己是漢語的作者，我為漢語讀者寫作——西方譯者對我的這種意見，是一種很高的表揚。